2025.11.09
By 黃曦
風光也要笑，潦倒也要笑──專訪《大風之島》許雅婷
拍紀錄片是很有機的過程，但是在一棵大樹長出來之後，它卻又遲遲結不出果，那些灰黑色的無力感、愧疚感、罪惡感就會偷偷跑出來。
執起攝影機的紀錄片工作者們，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不外乎是攝影機是不是改變了被攝者的生命、電影拍完之後還是沒能改變任何事情、藝術是不是無法為他人負起責任⋯⋯，而這些紀錄片工作者與自己的生命課題，在作品中幾乎是看不見的。
因為他們總是帶著攝影機走進地方，接著讓自己越來越小──不是牆壁蒼蠅那一種變小，而是與被攝者的連結越是緊密，想要行動的心念越是強大，身體就要縮得越小。
回頭看山坡上的樂生療養院，時間要先回到 1930 年。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1930 年，日本政府在舊名為「頂坡角處」的新莊迴龍邊區山坡上，建置「痲瘋病（漢生病）隔離所」。在當時有一千多為漢生病患，被政府強制抓捕、安置在院，早期為了防止病患逃脫，更以鐵絲網圍成圈界，而住民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必須在這裡面「以院做家」。
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痲瘋病（漢生病）隔離所」更名為「省立樂生療養院」，但並未廢除隔離制度，樂生院民即使在老死以後，遺體也要在坡頂處火化，骨灰依然要放置在院區內。
直到 2008 年，「癩𰣻（thái-ko）病」被正名為「漢生病」。
那是一個被國家遺忘的自治社會，院民早已在山坡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園，時間快轉到 1994 年，為興建捷運新莊線機廠，台北縣政府決定拆除樂生院，並要求三百位樂生院民搬離這個早已生活大半輩子的「家」。
這一場抗爭，樂生院民拒絕強制迫遷，訴求原地保留，台灣各地的學生組織、人權工作者亦前往聲援。青年樂生聯盟（以下簡稱「樂青」）與樂生保留自救會（以下簡稱「自救會」）相繼成立。
這是一場台灣社會運動史上，最為複雜、漫長的抗爭行動，迫遷、人權、都市開發、醫療照護等議題，全都發生在這一座山坡上，也讓大眾開始看見這一群被社會遺忘的人。
2005 年 5 月，還在讀政大的許雅婷，為了尋找畢業製作的題目，帶著攝影機走進了樂生院，以院民黃文章為主角，記錄樂生院民在抗爭生活下的日常。在 2006 年完成的畢業製作《樂生活》，也帶著許雅婷走進影展，更開啟了她出國讀電影，並以紀錄片為職志的未來。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許雅婷選擇在樂生抗爭運動最為高漲的時候，飛到芝加哥讀電影。她不在的那幾年，樂生經歷無數次的抗爭、許諾與失信。
2007 年 3 月，樂青、自救會成員、樂生院民「六步一跪」至衛福部，要求行政院暫緩台北縣政府的拆遷計畫，並重新審理文建會提出的「90％ 樂生保存方案」；台北縣政府後於樂生療養院張貼強制拆遷公告，勒令院民在期限內自行搬離。
2007 年 11 月，台北縣政府張貼拆除公告。五百名優勢警力強力驅逐抗爭群眾，最後一位堅守在貞德舍的院民藍彩雲，最終掩面離開。樂生院大門口、Y 字型道路、王字型大樓第一進、院內部分建築物都陸續被拆除。
樂生療養院的醫療照護，以「王字型大樓」分為三進橫排，第一進屬於「沒有病」的人，第二進作為基本醫療照護，第三進則是漢生病重症病房。許多樂生院民的生死界線，就是在第一進落下命運。
而 Y 字型道路也將病患隔離開來，有病沒病，不能一路。被迫隔離的時光歲月，在抗爭開始之後，路口意象變成為重要象徵。在 2009 年被迫拆除之後，樂生院的抗爭運動受到嚴重打擊。
在拆除工程開工之後，坡地開始走山，機廠建設計畫停擺，但到了 2013 年，新莊捷運依然在沒有機廠的情況下，宣布全面通車。同年，自救會與樂青訴求「遷移機廠，重建樂生」，而漫長的重建過程，迄今仍以懸空於樂生院門口的未完成陸橋，荒謬地展示出當年政府的顢頇和錯誤決策。
《大風之島》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希望影視行銷
《大風之島》許雅婷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這八年期間，許雅婷出國修讀電影，結了婚也生了孩子，在 2016 年又回到樂生院。十年光陰過去，抗爭的運動能量逐漸沉寂，樂生院民也逐漸老去，從學生成為了母親，許雅婷和樂生院民，還有當年參與運動的學生們，都走進了生命的下一個階段。
在《樂生活》之後的許雅婷，其實有長達八年的時間，不敢回到樂生。「我覺得他們改變了我的人生，可是我改變不了他們的」她說，期間她也曾嘗試過，要用拍紀錄片以外的形式繼續支持樂生，但也發現那並不是她的位置。
直到國發會在 2016 年底通過樂生園區整理發展計畫，許雅婷和當年一起拍《樂生活》的林婉玉再次執起攝影機，拍攝重建 Y 字型入口的「大平台方案」推廣影片，那是她時隔十年，再度扛著攝影機回到那座山坡上。
但是，抗爭運動所帶來的挫敗感依然真實。即使在當年有著強大的運動力量，樂生院的全區保留還是以失敗告終，這場運動傷害並不完全來自政治行動上的成敗，而是在當時參與抗爭的學生、學者，都與樂生院民發展出緊密的關係，甚至一起生活在樂生院裡。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那是很身體感的連結，你就在樂生院門口，你就在阿公阿嬤的家裡，看著阿公阿嬤被架走，你也跟著被警察抬走，那一份無力感是，不管你是誰，你都會被粗暴地對待。這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是完全不同的社會運動經歷。」
原本，大家都以為許雅婷回來是為了道別。只是，當她又架起攝影機，開始和阿公阿嬤訪談，她才發現那些在心頭縈繞的罪惡感，在阿公阿嬤眼裡根本不存在。「在他們面前，就是──他們直接接受我了。」當年熟悉的對話語氣、生活畫面，都還是沒有改變。
這時候的許雅婷開始告訴自己：「不管怎樣，就多記錄一點，就算沒有產出、也不能改變什麼，但至少我陪著他們。至少在抗爭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人在後面拍他們。」重拾每個禮拜回樂生院拍攝的日常，一個人很自由的記錄、陪伴阿公阿嬤的生活。
《大風之島》許雅婷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大風之島》許雅婷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從最一開始和阿公阿嬤認識的時候，大家都叫她「政大的學生」、「拍紀錄片的」，在她帶女兒一起去樂生院之後，又變成「混血兒的媽媽」，許雅婷發現自己慢慢跨過了鏡頭，慢慢地走到了阿公阿嬤的面前。
被叫「混血兒的媽媽」之後，即使阿公阿嬤可能沒有這個意思，許雅婷卻覺得自己卸下了「拍紀錄片的人」的角色，她變得更自由了，她沒有一定要完成什麼，也覺得只要「還在」就夠了。
而在疫情期間，許雅婷又一次改變了身分。在當時，她有一半的時間不會帶攝影機，而是單純地去照顧阿公阿嬤，陪同自救會成員一起開會，在那時候，她正式有了名字，「雅婷」。
「阿公阿嬤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單純，在同樣的地方移動，和同樣的人在相處，有些時候也會發現是停滯的。只是和他們一起相處，就會因為他們經歷過的歲月那麼長，擁有那麼多的傷痛和智慧，我就能在自己的生命困局裡，感覺到自己可以被他們理解，也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許雅婷說，她很常和文章阿伯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文章阿伯聽完都會說：「啊，那就是完蛋啦！害了了（hāi-liáu-liáu）啦！」接著便會大笑，但最後他又會告訴許雅婷：「但有什麼事情是過不了的咧？」看著文章阿伯，許雅婷就覺得──好像什麼事情都可以過得了。
2018 年，與文章阿伯，攝於樂生院蓬萊舍。／影像提供：黃曦
在《大風之島》（Island of the Winds，2025）的拍攝後期，文章阿伯也慢慢走向失智過程，後來也搬進醫療大樓。
《大風之島》接近尾聲，文章阿伯從醫院被推出來曬太陽，許雅婷在那天特地幫文章阿伯的狗狗 Lucky 洗澡，想把文章阿伯最心愛的小狗帶去一起探望他，後來才拍到了她心目中最好的樣子。
「我在那時候才感覺到，這會是這部片的最後，文章阿伯的 Lucky、好朋友、學生們，大家都在他的身邊。尤其是在我們和阿伯說『身體不舒服要跟我們說喔』，阿伯講說『不會，有你們的陪伴就不會痛』，你知道那是有尊嚴、有陪伴，我們彼此照顧。」
拍紀錄片所帶來的無力感，回到文章阿伯面前，許雅婷向他說「謝謝你，改變了我的人生」，期間經歷的十幾年光陰，從原本的回去是為了告別，變成走到生命的更深處。
拍到最後，許雅婷明白自己身上背負著關於生命的任務，在爬上山坡的二十年後，她之所以可以說出關於樂生的故事，是因為樂生院的阿公阿嬤們，給予她持攝影機的權利，可以走進他們的生命裡，記錄他們的身體苦難和精神思想。
許雅婷深知《大風之島》的政治任務，在於講述生命的壓迫、抗爭的脈絡，要如何透過紀錄片讓觀眾理解社會議題，但又能不悲情地說故事，並且將社會的聲音帶回去給阿公阿嬤，讓他們進而相信自己的生命價值，便是在關上攝影機之後，最重要的事情。
2018 年，攝於樂生院蓬萊舍。／影像提供：黃曦
而在關上攝影機之前，影響許雅婷的還有文賓阿伯、再添阿伯的離世。
2021 年 3 月 7 日，文賓阿伯辭世。他的告別式是長老教會動員參加的，在告別式現場，許雅婷聽到有人問起「漢生病是什麼」、「漢生病會怎樣」，她才發現社會大眾對漢生病依然陌生。
告別式現場上，更沒有人提到文賓阿伯是如何自學日文，幫助樂生院民打贏國際訴訟，獲得台灣的法律補償。「對我來說，文賓阿伯是英雄，但是沒有人記得他最真實的生命價值。」許雅婷進而意識到《大風之島》不只是社會運動的紀錄片，且在這裡面更重要的是「人」──他們的生命是什麼，他們要如何被記憶。
在文賓阿伯離世之後，也因為遇上疫情，讓整個社會運動的局勢變得不同，不能出去抗爭、遊行，進到樂生院的學生也變少了。當時在準備國際提案的許雅婷，也被迫開始思考自己和阿公阿嬤之間的關係──當現場的狀況有所改變，「該如何介入」就成為許雅婷新的課題。
只有她一個人拿著攝影機陪在阿公阿嬤身邊，她開始在想：「如果阿公阿嬤現在被迫遷，我要做什麼？我能做什麼？」她決定把自己推進去鏡頭裡面，開始有更多「記錄」之外的行動。
在文賓阿伯的告別式上，許雅聽哭到全身都在發抖，2022 年 12 月 25 日，再添阿伯因病離世後，許雅婷決定要重新組織自己，還有她的拍攝。
2018 年，與藍阿姨，攝於樂生院藍阿姨家。／影像提供：黃曦
12 月 30 號的早晨，許雅婷去到藍阿姨家，她和大家說：「我拍再添阿伯很久了，我想要記錄他的最後一程。」在大家都答應之後，她又在心裡和再添阿伯說：「如果你願意讓我拍到你的身體，你就讓我拍。」
認識再添阿伯的人都知道，再添阿伯愛帥愛水、為人海派，也知道他在最後和大家說「風光也要笑，潦倒也要笑」，是他想要讓大家記得的模樣。
許雅婷走進樂生院聖望教會的地下室，開始拍攝再添阿伯的遺體，唰唰唰地拍了好幾個畫面──走出來之後，教堂裡全部都是前來送再添阿伯最後一程的朋友。
「我那時候覺得，啊──再添阿伯應該會很喜歡。」那一次的葬禮上，許雅婷沒有沉重的感傷，她穿梭在告別式會場取景，熟練抓拍各式角度，她拍下每一位來送別的人，在靈柩抬起來的時候，她就跟在再添阿伯身後記錄。
她就這樣子，很囂張地跟在再添阿伯後面，看著大家都站在一起，起身辭別，又跟著再添阿伯一起坐上靈車。見證了再添阿伯最瀟灑的告別，她轉頭拍到青年追出來的身影，那時候的她又在想，再添阿伯一定會覺得這個場面調度很帥。
但是，她接著又想說，那藍阿姨呢？許雅婷決定回去找她。
「藍阿姨就一直在原地。她突然就哭了，但又想要裝堅強，所以一直說：『我沒有！我要走了！』可是她一動身又開始哭，一動身又開始哭，來來回回好幾次，所有人都圍著她。」
「最後，學生陪著藍阿姨一起回家，大家都在陪她。接著就有一隻黑色的貓咪從旁邊走過去，我心裡就想說『啊，是陳再添回來了』，雖然在當天不會回來啦。」
但是那隻貓咪的眼睛，就在黑夜裡閃閃發光，許雅婷覺得是再添阿伯派人來看大家──從那一天開始，她就覺得，這部片不會是絕望的。
2018 年，與再添阿伯，攝於樂生院蓬萊舍。／影像提供：黃曦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即使她知道總有一天拍攝會結束，但她也知道這不會只是「時間到了，就關上攝影機」這麼簡單的事。從深知自己「必須」完成這部片開始，許雅婷一邊繼續拍攝，一邊提案找資金，也慢慢地在摸索這部作品的「結局」──為了走到暫時的句點，她必須不停地在拍攝過程中修正步伐、不斷地去感覺樂生院最真實的模樣會是什麼。
而在《大風之島》最後的呈現裡，保留非常大量的時間脈絡，許雅婷認為，唯有脈絡，社會大眾才能真正地理解樂生院和阿公阿嬤們的生命狀態——即使沒有辦法透過一部作品就全部理解，至少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脈絡，嘗試去靠近，拼湊出這座山坡地上複雜、真實的樣貌。
《大風之島》是許雅婷不想要簡化任何一個院民的生命脈絡、任何一個運動過程的訴求變遷，而這也才是「樂生」最完整的模樣，在決定肩負起說故事的責任之後，她只能在每一個過程問自己：「我如何好好地把阿公阿嬤告訴我的故事展現出來？我要如何做到我的最好？」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大風之島》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希望影視行銷
樂生運動走過漫長的時間，經歷過各式層面的議題，面對著龐大的素材，到了剪接台上，《大風之島》也曾有過好幾種不同論述的版本。
放入太多學生的論述，許雅婷發現因為學生的語言是經過組織架構，才發展成街頭抗爭、會議訴求，但是參與社會運動久了，便會知道這是一種「表演」，而鏡頭、剪輯語言更容易讓思辨的過程被去脈絡化，反而會讓議題掉進二元對立的陷阱。
放入太多政治人物的回應，同時也沒有辦法為「樂生與阿公阿嬤的故事」得到實際推動──因為政治人物早就準備好要拒絕訴求了，即使放進這些畫面能夠快速地渲染觀眾情緒，但是沒有辦法為「故事」增加脈絡。
「如果《大風之島》是為了批評某個政治人物、抨擊某個政策，而非為樂生院和阿公阿嬤的歷史建立脈絡、敘述他們經過了什麼，當然可以放入這些畫面。只是，放入這些畫面能夠增加觀眾對樂生的理解嗎？我不敢保證。」
樂生的抗爭運動一路走到現今，世代觀點也逐漸紛呈，沒有見過早期抗爭的運動者們、不同世代的樂青們，又要如何彼此理解呢？
許雅婷慢慢開始辨別，在龐大的素材裡，什麼才是最有力量的，而她心中的答案一直都很明確──樂生運動可以走到現在，阿公阿嬤是最關鍵的因素，每當有人休息或是離開，又會有其他的院民站上抗爭位置，才能持續至今，所以《大風之島》的核心，就必須是以院民為主體。
她要做到的，就是給予大眾「理解」的脈絡。
在 2005 年拍攝《樂生活》時，那時候的青年才剛開始使用 YouTube，透過公眾平台投身於社會，慢慢地發表自己的聲音；許雅婷從美國回來之後，社會運動的傳播媒介也有了巨大的改變，社會運動的資訊變得碎片化，以短促且大量的方式，不停地端送到青年面前。
那時候還有太陽花學運、反核四運動，大量的社會運動成為青年追尋自我認同的來源，一切的行動都可以變得即時，但也容易被遺忘，更出現了「舞台」──網路媒體成為接收論述、號召動員的主要舞台──樂生運動的本質，其實是與之相悖的。
就算樂生運動如果有「舞台」，站在舞台上的也一定要是阿公阿嬤，而運動者同時也要是長時間的陪伴者、照顧者，必須在日常生活和阿公阿嬤建立起關係，且在抗爭現場將發言權交給阿公阿嬤。
《大風之島》許雅婷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從《樂生活》到《大風之島》，便是許雅婷透過長時間的蹲點，自己去感受地方的模樣，自己去辯證出答案。所以她不希望《大風之島》只是一場煽情的號召，而能讓大眾更深刻地去思考、理解議題，進而讓「關係」真正地發生。
隨著阿公阿嬤們逐漸年老，樂生運動也不再像過往有那麼多的抗議，許雅婷一路上都在追逐阿公阿嬤的身影，她其實也希望能透過《大風之島》，讓這二十多年間曾參與過樂生不同階段抗爭的人們，都還可以回來看看——而在這之前，即使面對現況還是會感到失落，但她也沒有悲觀的理由。
《大風之島》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希望影視行銷
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上，《大風之島》奪得最佳紀錄片獎和百萬首獎，許雅婷在上台領獎時說道：
這一條路很漫長，我的身後除了中年、年輕人和專業人士，還有幾千個漢生病人與我同在，世界上也有上萬名漢生病人都與我們同在。
謝謝評審給我們的第一桶金，參台北電影節影之前，兜兜轉轉在五月才找到『希望行銷』願意發行《大風之島》。紀錄片在台灣本來就很難找到發行，尤其像樂生這樣遙遠、過去，但又曾經在新聞媒體上過度曝光的議題。
在所有接觸過樂生故事的大家眼中，都有自己的版本，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而現在有了這筆百萬獎金，我們終於能在 12／05 上到院線放映。
雖然距離很久，但我相信這部片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屬於這個時代的重要歷史。在拍攝過程中，我經常感覺到樂生院阿公、阿嬤人生裡所背負的艱辛，有時候我們也負擔著他們生命的重擔。
這個議題承載著複雜與重量，而任何政策如果未能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就有可能帶來傷害；然而，握有權力的上位者如果沒有同理心、不願意傾聽，就無法走入人心。但這些錯誤的政策、決策，都是我們，都是人民在承擔著。
添培阿伯、藍阿姨、金英阿姨、許阿姨、素鳳阿姨、雲明阿姨、潘阿伯，以及所有住在舊院區的院民們，請您們務必健健康康地生活著，將我們珍貴的記憶，繼續傳遞給下一代。
還有，謝謝再添阿伯、文章伯、茆阿伯，以及更多已經在天上的院民們，我知道你們已無病無痛，但我們後代會永遠思念您們。
我很抱歉，我沒辦法這麼快完成這部片，讓你們在有生之年能過來看。
如同影片最後一句話，謝謝你們為了歷史的犧牲與貢獻。
2018 年，再添阿伯（左）與文章阿伯（右），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回到「自己的版本，自己的故事」，約莫是在 2019 年，還在讀大學的時候，一堂紀錄片課程。我也帶著攝影機走進樂生院，第一個遇到的就是再添阿伯，後來再添阿伯帶著我認識了文章阿伯、藍阿姨，當時的學生製作就是圍繞著他們三人的生活日常。
我經常想起再添阿伯、文章阿伯在蓬萊舍大聲鬥嘴，藍阿姨騎著電動輪椅衝來衝去，茆阿伯在長廊唱蔡振南的歌，某一次再添阿伯送我們下山到捷運站，在附近被他請客吃滷肉飯的記憶。還有後來幾次去新院區找再添阿伯聊天，和他一起在交誼廳看電視，以及人在屏東，看到製片夥伴傳給我再添阿伯辭世的訊息。
在看《大風之島》的時候，我有一種終於能和再添阿伯見上最後一面、送他最後一程的感覺，原本以為一輩子錯過的道別，就在《大風之島》完成了。
許雅婷和我說，樂生院來來去去的青年那麼多，在這裡和再添阿伯建立起情誼的人，看完《大風之島》也都有一樣的感覺──終於有機會和阿伯好好地說再見了。
而在第一次看完《大風之島》後，我不免擔心觀眾會看不懂樂生與阿公阿嬤們漫長的生活與搏鬥，但許雅婷卻說：「其實是去過樂生院的人，會在看電影的過程喚醒過去的記憶，電影就會出現另一個時間線，是屬於你的生命脈絡。」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當她向 11 歲的女兒問起，她究竟看不看得懂《大風之島》時，她說看得懂。
孩子說：「這些阿公阿嬤很辛苦，一直被別人欺負。」
她問道：「被誰欺負？」
孩子又說：「被政治人物和捷運局啊。」
她接著問：「那還有呢？」
孩子回答：「他們要被趕離家園，最後他們都過世了。」
──你看到的《大風之島》，和其他人看到的《大風之島》是完全不同的，孩子看到的脈絡是很單純的：有人被欺負，有人在抗爭。
2018 年，攝於樂生院。／影像提供：黃曦
在《大風之島》裡，阿公阿嬤的名字都靜靜地留在樂生的山坡上，無數人在不同的時代選擇駐足，舉起布條、執起攝影機，我們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就算最後真的會遺忘，也可以選擇不要轉身。
而多數時候的社會運動，沒有宏大的勝利，沒有結局的凱歌，只有在長風裡持續地看見，還在──《大風之島》是一部關於「留下」的電影，是樂生和阿公阿嬤們，也是許雅婷最深刻的信仰。
《大風之島》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希望影視行銷
採訪、撰文／黃曦
攝影／拍照小沈
影像提供／黃曦
劇照提供／希望影視行銷
《釀電影》「若是貓霧光出，心著就袂閣驚惶」金馬 62 專題。／影像提供：釀電影
2025 年，是這座島嶼面臨嚴峻挑戰的一年。
處身海霧與暗影之間，我們以「若是貓霧光出，心著就袂閣驚惶──成為島嶼的脊骨，致時代的電影人」為題，從個人記憶的碎片到集體歷史的裂隙，看見電影是如何作為反抗的敘事，電影人又是如何成為堅韌的存在。
「佇我墓前，毋通為我悲傷，請你毋通為我流目屎。我無佇彼個所在，無睏佇遐，已經離開，無睏佇遐。我已化作千風，自由自在佇天頂飛，親像陣陣的風，輕輕吹，漂浮佇無限的天頂。」──台語版〈千風之歌〉
在一幀一幀的影格間穿越重重霧氣，在面朝世界、回望家國的張力之間，持續尋找島嶼的歷史，讓過去不再遺忘，恐懼不再遮蔽，以電影作為時代的脊骨──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