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10.21
By 黃曦
在荒野做了一場夢,於是成為真正的人──與沈可尚談,那些穿越黑暗的道路
I. 原慾
「夜色清澈、明淨,隘口升起了滿月。夜光到處將雪照得五彩斑斕。天氣並不寒冷。我們渾身泥濘得難以辨認,一個個成為了猶太神話裡的泥人(golem)。我看著自己滿覆黏土的雙手,肉與土混融難辨,好像展開了一小塊泥巴變成第一個人類的神話過程──只不過方向相反。」──《生之奧義》巴諦斯特.莫席左(Baptiste Morizot),2021
太古之初,金黃色的斜陽,穿透樹葉的影子。
心是搖曳的,慾望安靜地長大,成為一頭小獸的樣子。
能夠在時間裡被指認的,是永恆靜默的太陽,而那瞬即消逝難以被辨認的,則是獸的足跡。
一個人或一隻獸的來去,在時間眼裡都是一樣的。時間是平等,時間是秋分。
但有些人的離開,充滿寓言的氣息,那些無以言喻的大悲大慟,就埋在積存時間的土壤之下。於是,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會說:「黑暗可能是視覺的媒介,而下降可能使人迎向啟示,而非剝奪。」
經常行走的時刻,我們多半會發覺,生之奧義就藏在大地之下,土地總是蘊藏悠長的歷史。接著,羅伯特又說,人類必須發明新的詞彙名為「深度時間」(deep time),用以形容那個寒冰會呼息,岩石有潮信,山巒有漲落,石頭會搏動的世界。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我第一次看到生命暗潮的起落,最恨與最愛的洶湧,是《築巢人》(A Rolling Stone,2013)結尾。
立夫與父山道步行,父親一面囑咐孩子跟上,一面頭也不回地向前獨行。霧色接近蒼白,孩子於後哀吼,父親倍感哀慼。在電影黑去之後,立夫父親說:「想拿一把刀給他,一了百了。或者把他送走,我沒能力養他,他是個廢物。」
那是我頭一次看沈可尚的電影,一堂紀錄片的課堂放映。這一句話,我記了近十年。
漆黑的盒子裡,那一場生命的低飛,彷彿成為我的天啓。
此後,對紀錄片的生之追索,便是戮力尋找一道霹靂──妳的生命,因為他人的生命而被撼動的那一瞬間。
一切得從《築巢人》的英文片名「A Rolling Stone」開始談起。
近十年後,終於一見沈可尚,他並不如《築巢人》所呈現的那樣,孤傲或疏離,甚至有點睥睨眾生。相反地,他是緩慢而節制的,還有一種不容閃避的誠實。
他的目光是暝日對分,於是你會發現,那些哀樂與悲慟,全都藏在那一片波瀾無起之下。
立夫父親說的那一句話,是在雲深之處,從心底漫溢出來的陰翳,但它同時也是對家庭之愛、父子之愛、自我之愛,最極端的告白。
比起暴力,更多的是無能,而這或許也是一個孩子,面對權威崩壞的時刻,一次過分清晰的感受,那一團稱之為愛的東西。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在沈可尚的創作譜系裡,某程度上是將女人以虛構形塑,男人以寫實記錄。即使他並未察覺,自己的目光多是放在男人身上,要是寫起女人,也會發覺她們的遭逢經常攸關男人,而男人的遭逢,往往是更加自私的。
他越是拍下去,越是想看清楚那一道男人的背影,就又會在恍惚之中照見自己。像在夢語裡獨自步行,逡巡遁逃,頂著搖曳樹影。
那可能是沈可尚第一次意識到,原來那一道看似挺拔的背影,其實是脆弱的,被時間遺棄的。
與此同時,徐仁修老師已經壯遊多年,《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Seven Ages of a Man,2025)不見神話,而是透過數億萬次的快門聲──以見得人,或者說人性。一個看似悖離社會主流價值,廣袤而無所求的人,如何有慾,並且戮力追求。
「他其實有著非常強大的慾望,他一直在追求,想要拍照,繼續拍照,想要拍到想要的東西。」如同薛西弗斯推著大石的行動,藉由反覆的行動,回頭看見藏在人類皮膚紋理之下,原初的生命狀態與存在本真,以及那道藏有數百萬年的寓言。
但我前面說過,時間是平等,時間是秋分──太古之初,慾望是獸的樣子,時間是獸的足跡。
時間即是慾望被言語的樣子。
在這裡面的時代與家國,母親與父親,女人或男人,男孩或男人,所有難以被肯認的慾望,都在深度時間裡成為啟示:一份想要看見更多的慾望,一份長久以來被抑制的蠢動,推搡著他逃家流浪,執起石頭,聽搖滾樂,也看電影。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II. 雄心
「我蜷伏在蕁麻叢中,謹遵指示,不碎動、不出聲。我唯一可以犯的規,是呼吸。在城市裡,我習慣了時時刻刻都呱噪個不停。現下最難的,正是閉嘴。生命中第一次,我如此靜靜地蹲點守候,盼望著能有一場邂逅。這樣的我,連自己都認不出來。昔往的人生裡,我四界奔馳,從雅庫特(Yakoutie)到塞納-瓦茲省(Seine-et-Oise)都有我闖蕩的行跡。我奉守三個原則:意料之外的收穫絕不會直接奔向我。必須上下求索。/多活動,多移動,靈感才豐沛。/人若匆忙,就能甩掉無聊。」──《在雪豹峽谷中等待》席爾凡・戴松(Sylvain Tesson),2021
出生於七〇年代的台灣,沈可尚在嚴格的日式家庭教育底下成長,父親在政治大學教統計學,是當時代典型的父執輩形象,而他的母親便是時代下沉默的女人。
即使沈可尚在青春期迎來解嚴年代,但在他們家,權力依然盤踞在每一處縫隙,他依然緊張於父親所帶來的緊張氣氛,也恐懼於父親的控制欲。
「我國中的時候,曾經去父親的書房,想要偷拿他的香菸,結果我開始看起他的書櫃,當時其實是想說,會不會連我父親這樣嚴肅的人,也會偷藏色情的讀物。結果,我無意間翻到書櫃的最底層,裡面放的都是黨外雜誌。」
「那是我很大的啟蒙,當然還不是政治的醒覺,而是對父親有了新的認知,是在嚴厲苛刻、要求甚深之外,在統計學教科書底下,他有一些秘密藏在心底,是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沈可尚一面想著要逃,另一面又因為看見了這些,遂開始好奇父親的背面人生:「如果要問我,為什麼總是關照男性的不說不語、人前人後,就像是我好奇父親的勤懇嚴肅背後,那一道我從未見過的面孔,會不會是帶著渴望與生命力的。」
一直到父親久病離世,沈可尚在整理遺物,發現了許多父親在當老師時,學生寫給他的手作卡片。他在想,這一個備受喜愛、尊敬的師長,都會和學生說些什麼話?畢竟在他拍電影二十多年後,父親依然明確地告訴他,該去教書、考公務員,不要在外面繼續鬼混下去了──一直到父親闔眼之前,沈可尚都認爲,他的創作是父親的負擔,父親也不曾真心地為他感到驕傲過。
但是,自從沈可尚看到父親的黨外雜誌開始,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做一個『原諒他』的動作,即使是到了此時此刻,我都想要找一個夠好的理由,可以將我父親的所作所為,貼上一道漂亮的標籤──啊,因為你生逢在那個噤聲年代,人還在政大教書,太過壓抑、太過痛苦了,所以你才會對你的孩子,你的家庭有這樣的所作所為。」
沈可尚曾經想過,或許是父親對黑暗年代懷有雄心,因而無暇看顧家庭,以及他的生命。
國中聯考,沈可尚第一次找到脫逸於家庭的機會,他選擇去念可以住校的辭修高中。即使從小到大,在他們家是不能出現「文藝」的,他的生命裡,更沒有與家人一起進戲院看電影的經驗。但或許是那次在暗櫃裡看見了黨外雜誌,沈可尚在擔任校刊社社長那一年,寫了幾篇針貶學校教育方針、教官系統的批評文章,也在校刊提及黨國歷史教育的虛假謬誤。
出刊第一天,沈可尚當然被教官給喚去,他寫的文章最後也被全部割掉,但這一場一個人的運動,或許就像生逢於農運、工運蓬發的年代,孩子也將提早站在街頭上,跟著眾人一起反對萬年國代、對抗國民黨政府。
無人的運動,那些被割開來的破口,讓他窺見了世界的背面,紙屑也就成了汽油彈,在他細小的心上燃燒。
只要是那種,可以與世界血肉相連的事,都能夠把他引誘到外面,激起行動的理由。想要逃家的慾望持續地膨脹著,真正到來的那一天,便是收到大學聯考榜單之後。
沈可尚偷偷報名了術科考試,因而填上美術系,在那時,他覺得自己的生命,終於要去到一個真正寧靜的地方了。
「我父親知道這件事之後,他的反應很單純,直接就把榜單撕了,叫我從明天開始,每天到他的教室準備重考。他很冷靜,也很果斷。在那天晚上,我有點發怒,我覺得一切好像就要照他說的那樣了,所以我就計畫在隔天離開。」
逃家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再次提起也依然清晰,那或許是他生命裡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我早上七點多起床,母親八點多去買菜,父親的課從下午一點開始。原本吃過午飯就要去他的教室溫書,但我在九點多就做好準備。我拎著包包,往姊姊們的抽屜一直挖錢,大概拿走了四百多塊,然後就走了。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而這一走,就是真正的離家。沒有目標,沒有居所,沒有方向。他第一天睡在當時北美館外的地下道,只想著接下來要如何找到工作,在外頭流連的前四個月,酒吧老闆會讓他在打烊後睡在店裡,約莫是到了第五個月之後,他才有能力去租一間兩千塊的雅房。
「在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階段就是獨立的那一刻,是經濟獨立、空間獨立,而在這之前,我的人生命題就是要如何在父親給予的生活裡面,選擇逃離──逃離父親,找到所在。」
這或許和走進荒野是有些類似的。在拍攝徐仁修老師的前兩年,當老師提出要帶他去荒野一看,有一段時間他會感到興奮、驚喜,但很實際的身體狀態是,因為老師太過清楚此刻的季節,哪一塊領地會出現他想拍的動物,隨著日子長了,重複的時間多了,沈可尚心裡也感覺到,有什麼正在消逝。
那一段時間,他刻意地不去找徐老師,開始讀起他在荒野之後,所寫下來的文學著作。沈可尚當然從裡面記下了探險路徑,卻也看見這些銘刻時間的文字古道,同樣是有一顆年輕的心,想要一口氣奔向遠方。
這次,沈可尚興起了獨自行走的念頭,那一團年輕的火簇,又秘密地牽引著他,一個人走向荒野。
這次,他得要如相愛般動也不動地,虛擲年歲,換取轉瞬的驚鴻照影。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III. 使命
「夜晚,置身於這些巨大的山岳之間,四周都是冰峰,而冰峰是天堂的主人,像星星一樣閃耀,難計其數。你仰望偉大的天體在深不可測的空間深淵中熊熊燃燒,你會以難以忍受又近於痛苦的方式,理解到實存世界的浩瀚無垠。我是什麼?跟這綿延的高山相比,所有這些圖博人是什麼?跟任何一群偉大的恒星相比,高山和這整個太陽系又是什麼?」──《心向群山》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2019
在一切開始以前,沈可尚的慾望和夢囈,其實是從死裡向生的。
還在讀書時期,繪畫比賽是少數能讓沈可尚出遠門,得了獎還能有零用錢的機會。一次考試結束,他搭公車行經敦化南路,無意間看到甫開幕的大地藝廊,便偷溜了進去。
他看見牆上掛滿的攝影作品,是以動物的屍首,重新縫合成新的獸型,擺放在不同的自然環境──就是這些動物原本不會待的地方,當祂們變成另外一種存在的異形型態,才有機會在這樣的空間裡存在。
沈可尚發現,原來穿著國中生制服,也能走進一間藝廊──「不會有人因為我成績不好,就不讓我看,那種不會被評價、不會被批判的感覺,讓我更確定了要躲到這裡面。」
自小到大,穿巡在不同形式的藝術裡,沈可尚幼時便鐘愛繪畫,成長階段驚鴻一瞥楊德昌的《恐怖份子》(Terrorizers,1986),直到當兵階段,才因緣際會地看到文・溫德斯(Wim WENDERS)的《巴黎,德州》(Paris, Texas,1984)。
以中正廟為中心的台北生活圈,二十多年前圍繞著獨立音樂、地下劇場、舊書街與野百合,生猛的九〇年代,青年的成長軌跡,是不斷地探路與挖掘,尋找一個不會被定義的空間,一個可以讓自己自在的位置。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沒念上的大學也就在退伍之後,從美術系變成了電影系。一路至今,沈可尚的創作,自電影配樂、攝影,跨足廣告、劇情片、紀錄片,《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可以視為一次重要的節點,彷彿立夫父親在彼岸與徐仁修老師遙遙相望。
立夫父親,徐仁修老師,與沈可尚的生之動能──屬於人類的精神意志──,是遭逢世道與自然的變化,他們對生命有著純粹的好奇,後生長成了雄心壯志,遂發現自己這一輩子,都得朝著某一方向走。
沈可尚說:「領受這一個使命,你就會開始接受,很多事情是你生來就不能控制的。」
一直在探險的人,或許都是在過程中,發覺了一股永遠都不會重複的心性,因而生發出對生命的驅動力。
沈可尚將那一個未知的世界稱為「現場」。
攝影機只要一到現場,便會產生全新的張力,他很信仰這件事,信仰攝影機的介入,信仰手持攝影機的人的介入。而人在現場如同人在荒野,在那些當刻,持攝影機的人便會成為獵人──為了找到攝影機、目光、心底的「框」。
獵人可以蟄伏整個冬夜,只為看見萬物醒於春的那刻。這是大自然教會我們的事情,人類與所有物種無異,擁有生老病死,只是我們剛好擁有智慧,所以可以在等待的過程裡,創造自己的精神意志。
「你眼前見到的寫實事物,它都是可以被你的感官、知覺、心智、思考,給詮釋、破壞、再造的,你有理由可以去創造,創造藝術。所以和大自然相處的時候,我開始有了動能,創造藝術的動能,如同小時候畫畫一樣,眼前的樹已經不是樹了,你想把它畫成怪物也可以。」
也因此,他更想拍的徐仁修老師,也就不再是熱愛環保、熱衷教育的,而是那一道更普世的、人性的,卻異常瑰麗的側臉。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沈可尚也在徐仁修老師的身上,看見了與自身共通的生之驅動力,那是他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天命──作為一個人,便是在生命的曲徑上,不斷地辨認方向──它不會是有指引的大道,而是一條小小的、前無足跡的小徑。
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路上,才能包容人類與藝術的混沌性。就像他在大地藝廊看到的攝影作品,與徐仁修老師的文學作品,那裡面是指涉生命的隱喻,例如他拍樹木與依附祂的植物,可能是在捕捉一種依賴,他拍斷木或老樹,或許是在隱喻一種孤獨。
沈可尚從徐仁修老師的文學作品裡,提陳出七道人類都會有的心念,並透過徐老師之口講述自己的成長經歷、與自然相處時的心境,也拍一座石頭山的一生──他想要創作從來沒有創造過的東西,他想要看見一個人、一顆石頭,每往下一公分就可能回溯上萬年的所在,在那裡的人之心念與藝術,究竟會是什麼?
然而,他在藝術裡避免重複、尋找混沌的同時,也有另一道使命緊緊跟隨著他。
約莫是 2011 年,拍《遙遠星球的孩子》(Children From The Distant Planet)時,沈可尚已經結婚生子。他有一個習慣性動作是,只要在踏進家門之前,有任何的心緒不足以讓他穩定地打開家門、面對孩子,他一定會在樓下的便利商店,坐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有信心打開家門。
因為他太害怕記憶裡的那種,全家人要拿著拖鞋在玄關迎接父親進門,只能站在父親的左後方隨侍在側,每當父親在外頭不如意,回家之後便會把家裡氣氛搞得一團糟的感覺。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生長在不同年代,與我父同年紀的沈可尚,在這個相對安平的新時代,他決定做一個完全相反的大人。
當世襲的傳統敘事傷痛,承襲到他的身上,作為一個個體,他想要在自己身上,就渡化掉家庭的秘密傷痛,他希望自己可以是一個越輕鬆越好的爸爸,他希望可以把那些會傷害一個孩子一輩子的物事,通通留在這裡就好。
而攝影機底下的那些男人們,他同樣相信,他們都是那樣對外雄心壯志,對內適應不良的存在,究竟要如何安放生命裡的挫敗,便是這一輩子所需穿越的黑暗道路。
或許,每一個人在上路之際,都得帶上《湖濱散記》(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1854),並將之視為心靈所繫的地圖,梭羅(Thoreau)寫道:「人若能捕獲真正的自己,那才是更高貴的狩獵。」
走上那一條最黑暗、最遙遠的小路,堅信雙腳比火車還要快。因為旅途的真正目的是:「你會有那個慾望,想要讓機運持續發生,即使你控制不了太多事情,但至少可以決定今天要揹上行囊、走出去。」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IV. 控制
「『如果我是妳,』他說:『我會安安靜靜地回家。』然後,他以警棍輕拍阿慕的胸部,溫柔地拍一拍,彷彿正從籃子裡指出哪幾顆芒果要人包起來送去給他。巡官湯姆斯.馬修似乎知道可以找誰的麻煩和不可以找誰的麻煩。警察具有這種直覺。在他後面,一個紅藍相間的布告板上寫著:禮貌、服務、忠誠、智慧、謙恭、效率。」──《微物之神》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1997
在沈可尚的鏡頭下,孤獨而沉默、心底漫溢憤怒的邊緣男性形象並不少見,他與攝影機的存在,在高張力的家庭衝突底下,也不可能成為牆壁上的蒼蠅,反而會因為攝影機的存在,改變了家庭中細瑣的空氣。
而這些人的存在,也都反過來讓沈可尚開始處理自己心內的成長失落與生命創傷,從他的創作譜系裡經常出現的交錯夢境,或許得以見得心靈與現實的回應,以及他潛意識對創傷的秘密處理。
在逃離父親的控制之後,沈可尚持續地在處理父親所留下的威權遺緒,或者說是閉塞年代的黨國遺緒。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我向他提到,在我父離世後的這些年,我才陸續地回頭照見,父親的控制興許來自他的無能,母親的犧牲則來自她對父親的愛──即使這一份愛,某程度上將帶來傷害──孩子因而長得早慧,在長大成人後,也將用一輩子的時光,練習安放那個不曾被擁抱過的自己。
我原先困惑於母親的不肯逃逸,但是在父親離開後的這些年,我才看見這是她屬於一個女人、一個妻子,而非一個母親的選擇。我一面肯認著母親的選擇,是出自一種屬人的自由,也才逐漸地接受了那個即使理解、卻也無力原諒的自己。
於是我向沈可尚問道,為什麼他說的是原諒父親,而非和解於自己?
畢竟,我們並不一定要原諒,沒有誰非得原諒誰不可。
他說,因為他不希望父親是「那樣的人」。這一份原諒來自於,他終究不知道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時至今日也都還在理解他,理解父親帶給他們的,那一份應該被稱之為「愛」的展現。
但是說到這裡,他也才理解了在父親的葬禮上,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回家。
原本他是最先逃跑的,後來姊妹們陸續以婚姻、讀書為由離開,也有逃進了精神疾患裡的,而他的母親,同樣也在他的成長階段執意留在家裡,於是長成了比沉默還要更沉默的模樣。
「我這一代的父母親,本來就很少和孩子講事情,即使我的母親曾經受過良好的教育,後來也因為成了家庭主婦,所以變得更加沉默。她幾乎是不言不語的,即使有很多時候,我都想與她促膝長談,但我幾乎沒有聽過她完整地表達過自己。」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母親成為最後一個逃跑的人。
母親病後,因為肺部感染而住進呼吸照護病房,一住就是將近九年的時光。
沈可尚說,在第一次看到母親住進病房的時候,他心裡其實很開心。
「開心」這個字眼很奇怪,但那是他第一次覺得,認識母親的這一輩子,她終於可以離開家。
她可以安穩地躺在床上睡去,「我終於覺得,她可以休息了。」他說,不過在當時也沒有人想過,母親這樣一躺下去,就是近十年的折騰。
2018 年春天,公共電視找了一批導演,執起相機,回頭拍攝自己的家庭時光。沈可尚也跟著回家,去看他的父親。
近三十年間,沈可尚鮮少與父親見面、說話,那次他透過攝影機回家,嘗試與父親重新對話。《時光中》(Moment Within Time,2018)以看似疏離的旁觀者姿態,藉由歷史新聞畫面與父親重建連結,在光線陰暗的客廳中,沈可尚也談起自身對父親的回憶。
他在想,他的父母成長於火燒的年代,理想其實是不存在的,他們沒有這樣的生活條件,認知上也無法理解新時代的自由,可生在威權與自由的夾縫之間,沈可尚作為一個孩子,他所生發出的巨大端倪便是,為什麼我的家是這個樣子?
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國小三年級的沈可尚曾與姊姊在客廳讀起《國語日報》,為報紙上所定調的「暴亂」憤恨難平。在當時,父親直接從他的後腦勺拍了下去,只和他說「老師講的話,報紙寫的東西,最好都能相信」,三十多年後再與父親對質,父親卻說自己記不得這件事了。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他與父親在時代的裂隙裡錯身而過,於是後來的日子裡,他一直在幫父親尋找託辭:當時的父親會讀黨外雜誌,或許他曾經有過什麼大夢,只不過壯志未酬。
好像如此一來,他就能接受父親對他的迫害。
他其實真正想問父親的是:「你是不是因為在政大教書,思想和心緒也被控制了?」父親的答案卻與他想的截然不同。
父親沒有覺得自己不快樂,更不記得藏過黨外雜誌的記憶,甚至連兒子曾經逃家長達五年的這件事,也全都忘記了。
自始至終,父親都覺得一切無恙,他的人生很好,家庭也很好。只是在逐漸老去的生命階段,他不明白孩子怎麼都不在身邊,這時候沈可尚才理解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想要證明,那個想像中的父親背影真的存在──如此一來,便能與之和解。
但事實上,他只得到了一個更混沌的答案。
父親帶給沈可尚的溫良恭儉讓,是他這一輩子都在面對那一道揮之不去的、難以脫逃的生命創傷,可這到頭來全都是一場混沌。
他發現,生命並不總是以他想像中的樣子在運作──生命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不是你講出來,而我原諒你,不是這樣的,因為所有的成長邏輯、回憶邏輯、生命邏輯,都是那顆薛西弗斯的大石。
後來在寫《深度安靜》(Deep Quiet Room,2025)的劇本時,沈可尚終於知道要如何回應那一道父親在《時光中》的生之困惑。他原本期待的是,可以邀請父親走進電影院裡,從虛構世界裡看見他作為一個導演、一個兒子的答覆,只可惜父親早一步離開了。
父親並未在病後發覺,過往的生命狀態是一種控制生命的自恃,但沈可尚終究在徐仁修老師的追尋之中,看見了亞馬遜雨林裡最為閃亮的藍閃蝶,因而放下了對時間的控制,走向了那一條生命的羊腸小徑,繼續推著那一顆可能終究徒勞的大石。
生命的混沌往往藏在最為深入、最為隱密的地方,在那裡才會有真正開始、而無結束的生命。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V. 了悟
「更遙遠的樹木紛紛加入;令人心醉、踩著高蹺的紅樹林,青蔥翠綠、形若圓錐的荳蔻樹,瘤結叢生、矮壯粗拙的象木漆樹,有如火樹銀花的娑羅樹──你們眼中的我們,始終只是我們截斷的枝節。你們人類永遠不看我們的全貌。你們漏看了另外一半,甚至不止一半。地底下的我們,始終和地面上的我們一樣精彩。這就是你們人類最根本的問題。在你們眼中,生命與你們齊頭並行,未被察覺。而在此處,生命就在我們左右,時被瞧見。培育土壤。循環供水。交換養分。產製天候。營造大氣。我們餵養、療癒、照護種種生物,數目之多,遠遠超乎你們所能計算。」──《樹冠上》理察.鮑爾斯(Richard Powers),2019
再次回應《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其實無關議題或任何宏大敘事,而是沈可尚與徐仁修老師一起,將眼光探向松柏喬杉之間,在鮮少有人看見的時間的裂隙裡,與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探問起,身為一個肉身,極其微小的存在念想。
他們就在文明與自由的縫隙裡,嘗試脫逸那道他人即是地獄的目光,而生命自然的本質便在於,將肉身視作一條連結世界的甬道,以步行、書寫、攝影,來抵抗人類世的遺忘與消亡。
「如果要用一個哲學系統來理解,我願意相信自然即是上帝。而在相信這件事之後,你就會明白,不是所有的思考都在人的範圍之內,你不能在人類僅有的思想裡,思考所有生命的存有,因為你不能僭越自然。」
沈可尚曾在一次去到羅葉尾溪上游拍攝時,丟失了掛在頭上的眼鏡。眼前一片迷茫,他跪在剛才拍攝的大樹面前,向祂祈願說道,如果能夠找回眼鏡,以後每年四季都會回來看祂。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接著,他便在腳邊找到眼鏡。
而在這場神秘經驗之前,他已經生發執念,想與自然拼搏。
「我完全進到一個幻想的狀態,看到這裡有溪水,不遠處有獸的足跡,我就想要繼續拼下去,覺得只要繼續躲在這顆石頭後面,一定會有動物出現在我的攝影機裡面。」
他開始計算身上還有幾張記憶卡,還可以拍多久,成為一個未看先行的獵人,猜測動物會從哪邊出沒。他決定賭這兩個小時,澈澈底底地蹲踞在大石一旁,拍一個毫無構圖的畫面。
但在那兩個小時裡面,沒有一隻飛鳥、一隻小獸進到景框裡,只有空蕩蕩的落葉和光線,他什麼也沒有拍到,但也沒有辦法繼續等下去。在回程的路上,才發生了掉眼鏡的事件。
那是他生命裡第一次有這樣的拍攝經驗,在一個全然迷濛的狀態,不知道目標在哪裡,也不曉得終點在哪裡,但有兩件事異常清楚──有時候就是,有什麼存有,祂沒有要給你拍;但這就是走進荒野的況味,你會繼續前行,繼續迷路,繼續前行,繼續怕迷路,但繼續嘗試。
在他終於明白的隔天,他就拍到了。
第二天早上,一隻山羌衝到他的跟前,身旁圍著兩隻黃喉貂,跳到山羌身上,咬上幾口。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開了一個多鐘頭下山,山腳下有一間便利商店,我在那邊吃茶葉蛋、馬告香腸、統一豆漿,那一天的感覺很奇怪,我有一種歷劫歸來的感覺,那很像一個夢,但是你會開始在想『那要再來一次嗎?』」
因為持續地相信,相信有可能去了十次、五十次,那個「什麼」,有可能就會來了。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人類經常信奉文明經驗的教條,可生命的結果往往是不如預期的,於是我們將之視為痛苦。
但那個推著巨石的薛西弗斯,在看似無用、註定失敗的行動背後,是一個人在不斷勞動的過程,積極地選擇行動,並且接受不預期也作為一種預期、一種結果。
與此同時,他選擇回家照顧父母的決定,也被身邊的朋友問過幾次原因,但沈可尚並非是認命,即使他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是他同時也在想,是不是有一個比人類想像中還要大的存有,持續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命狀態。而作為一個孩子的身分,讓他想在與父母遭逢一場之後,看看會留下什麼,並且在用一輩子的時間,去了解「什麼」。
「其實人生裡面,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對錯的判斷,而是人在選擇之後必然有所犧牲,我們要做的就是學習去適應。」就像他曾經拍下的女人們,都異常勇敢地在生命的關口做出選擇,並且敢於以生命相搏,願意死去,甚至瘋掉。
在宜蘭的郊山上,《深度安靜》殺青那天,沈可尚的第一個反應,是抬頭對著天空,向父親道謝,而他至今依然不明白這個反應是從何而來。他選擇拍下的男人們,也同樣都在等待那顆巨石給出答案的一天。
沈可尚選擇以劇情片來追索女人的身影,興許是因為他可以重新捏塑,錨定自己想要看見的面向;而他用紀錄片來捕捉男人的背影,則是他在此生所追尋的,因為看不清男人真正的模樣,因此只能繼續看著。
它說:日光和水無止無休地提問,永遠值得回覆。
它說:一個完好的回覆必須一再從頭開始,次次重新打造。
它說:大地的每一吋土壤都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予以抓取。抽芽衍生的方式繁複無窮,任何一支香柏鉛筆都難以描繪探究。有些東西光是保持靜立,即可行遍四方。
生命的勞動,如樹籽那般,堆積著他的年年歲歲,而不只是他,就連我也如此希望,在十年之後,我們可以再回答一次,面對生之陰翳與自然禮讚的答案。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VI. 召喚
「在十一月的玉米田裡製造音樂的風是匆忙的。雁群從低垂的雲朵間出現,隨風上下移動,聚集又分開。當雁群在遠方天空變模糊時,我聽到最後的嗚叫,那是夏天的熄燈號。現在,在浮木後面是溫暖的,因為風已隨雁群遠去,而我也願意隨雁群遠去──但願我是那風。」──《沙郡年紀》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1949
那些將一個人召回到本真,並且持續支撐著生命的,往往都是藏在細碎之間,渺小又平凡的事物。
在沈可尚的生命歲月裡,彷彿一次次地被喚回那年的大地藝廊,還有所有與樹木的連結。
在姊姊們都已經上學了,剩下沈可尚還沒開始上學的時候,每當父親一早去上班,母親要出門買菜,便會將他放在家外面的小院子。
住在教職員宿舍,他們家外面有一個窄小的前院,庭中有一棵樹,母親會拿一張紙、一隻筆給他,他進不了家門,也出不去庭院,就落座在板凳前面,日日畫起同一棵樹。
他不覺得恐慌,更因為不用待在家裡面,而感覺到自適。那是他心神嚮往的藝術,所帶給他的一切原點,那是真正寧靜、心底自由的所在。
就像徐仁修老師被頭前溪那一方的火車給召喚,遂在往後的年歲裡,追尋著心中的那一道巨大身影,就像每年初春歸來的大雁,歷史亙古地召喚著祂們,回到歸去的泥河之地。
沈可尚就在他的苦雨之地,復返地興起獨自壯遊的念頭,不為劈開那顆大石,只為於其中望見生之意義。
但是否能得,已經不那麼重要。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從一個人帶著雄心壯志出發,然後一路走到不知道這裡是哪裡,但你還是選擇繼續往下走,你還是想賭一次那個神秘的機運,即使不知道自己在較勁些什麼,但是面對那個我們稱之為上帝或命運的自然,所有的選擇都可能劃開新的路徑,這其實才是所有的探險行動、生命活動裡,最難以言喻的收穫。」
即使這些感受放在剪接台上時,可能會發現所有在現場感受到的神奇、精妙、美好,在敘事上都是一、兩秒的浮光掠影,但是身在現場所感受到的神在現場,又會讓他不斷地生發出生命的動能,讓他覺得這一切總有些什麼存在。
於是他甘願一個人的等待,又或是什麼都沒等到,在起了走向荒野的念頭之後,後面便會一次又一次地持續下去。
這或許就是生命的骨幹,隨著我們走進荒野,山境和雨林的狂野,依然會在人類歸返城市和文明之後,深刻地重塑著他們的生活,那些屬於荒野的心性,也將密隱地成為新生的骨幹。
那一棵生命之樹的枝芽,將成為與他永遠相伴的燭火,照亮他生命的古道。

沈可尚導演專訪照。/攝影:拍照小沈
VII. 原點
「在這片無人之地,我替自己打造了一段清明又美麗的生活,我度過一段深居簡出的儉樸日子。我依山傍水,得以凝視日子一天天流轉。我砍柴、釣了自己的晚餐、讀很多書、到山裡健行,並在窗邊喝伏特加。這座小木屋是個絕佳的觀察站,能一窺大自然的各種動靜。」──《貝加爾湖隱居札記》席爾凡・戴松(Sylvain Tesson),2011
從一棵樹的生命所拉伸出的生之起源,那一道屬於人的必須,便是勞動。
我和沈可尚都非常信仰「勞動」這件事——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一個人,也同樣信奉於「勞動」,我在想,與可尚共同談論,提筆寫下這篇文章的過程,便是勞動為我帶來的美好體驗。──這就像他置身於巨大的山岳,在那個日神未離、晝神未降的魔幻時刻,樹木藏身在雲霧裡,蘚苔照耀在餘暉下,日行性動物已然飽食休憩,夜行性動物正要夜出騷動,他就是沒有辦法看著將黑的天色,卻要與祂道別。
在巨大的時間齒輪裡,我們相信勞動能帶來變革,但也信奉去走一條杳無人跡的小徑。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如果我們走進國家公園,走著國家安排好的道路,便會看見那幾棵眾人閱覽無數的巨木──但是你分明知道,路不只有這些,看見也不僅於此。
要是能興起這樣的疑問,面對生命可能的困惑,我們就能逆流於時間之河,走向古老的甬道,那一條長長的生命小徑。順著並無真切他方的山脈紋理,我們迂迴地行走,才能在歷史的裂隙裡,看見那些被遺忘的臉孔與話語,時代真貌與存在真諦。
那是有一眾人,在野火年代狂飆一夢,還有幾個人,也在那個年代獨自行走,在時間的湍流中,人類就在那絲縷的巨大火光裡,看見百萬年前的蓋婭,臉上襲有同一顆太陽,而早在億萬年前大地山川,就在這裡悠長地存有。
荒野裡的一切,皆是生命的寶藏。

《我在荒野做了一場夢》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先生,我求你明白,人類所建構的一切終將毀壞,且短時間內將不復存在。但只要給自然機會,她就能不斷自我創造,慷慨大方地給予無比豐富的祝福。」──《像山一樣思考》,約翰.席德(John Seed),1988
夕陽已經西沉/大地一片黃昏
伙伴各自離去/秧雞淒涼作聲
我回頭向彩霞道別/沒有多少傷心
因為我知道/明天太陽依舊上升
林葉早已落盡/大地一片凋零
時序的更迭/激動多少的詩人
我回頭向季節道別/沒有多少傷心
因為我知道/明年春天依舊來臨
──〈不要跟我說再見台灣〉,徐仁修
採訪、撰文/黃曦
專訪攝影/拍照小沈
劇照提供/牽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