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心變做勇敢，按呢著袂閣驚惶──專訪潘客印《我家的事》

在與潘客印談話的過程，我感覺到我們並不是在進行一場訪問，而是同樣作為「從鄉下到台北打拼的小孩」，我們一起嘗試梳理身在異鄉的侷促，身在家鄉的寬廣，我們一起在想：我們的家──多數人的家──分明帶有傷痕，但為什麼我們還是一次次地想要回家？

《我家的事》上映至今，潘客印收到不少評論，不外乎是這部電影、這個故事，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其中，當然也有對於角色形象蒼白、動機模糊的批評。初看《我家的事》，我心中也同樣浮現不少疑問：當今的世界電影，還需要這樣子的母親形象嗎？這樣的家庭故事，台灣電影還拍得不夠多嗎？

但同時，卻也有另一個矛盾的聲音會跑出來說：但是他家真的和我家好像。

傍晚之前的社頭。／影像提供：潘客印

電影上映以來，外界的評論或多或少地都讓潘客印變得有些浮躁，他當然也在想，這部電影裡的每一個決定都是正確的嗎？後來，他想起這五年在台北做《我家的事》，即使為了拍這一部片窮得要死、累得要死，但還是想要拍完這部電影的原因。

「其實只有回社頭的時候，我才可以真的睡好。我可能是想把回家的感覺留在電影裡面，那種心裡放鬆的感覺，有家人陪伴的感覺，是大家都處在同一個屋簷底下，但我們都有自己的空間。然後到了傍晚，我可以約家人一起去庄仔口（tsng-á-kháu）的觀音廟拜拜，然後一起散步回家，這可能是我想留下來的感覺。」

自從離開社頭讀大學，搬到台北之後，潘客印每一次回家，就會發現家裡的人越來越少。他從小就喜歡鬥鬧熱（tàu-lāu-jia̍t），小時候四個人都在家，玩抾紅點（khioh-âng-tiám-á）還湊得起來，做伙食飯（tsò-hué-tsia̍h-pn̄g）就坐成一個圓，一直到高中爸爸過身（kuè-sin）、姊姊去外口讀冊（ khì-guā-kháu-tha̍k-tsheh），後來姊姊結了婚、自己定居台北之後，潘客印發現現在家裡就只剩下他和媽媽了，連過年圍爐也只有他們兩個人一起過。

《我家的事》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晚上有風的社頭。／影像提供：潘客印

想要拍這部電影，理由其實很單純。

他無意寫下家族的編年史，也不在意劇本其實虛實參半，而是在好幾年前，姊姊生病住加護病房，潘客印前去探望，在打開門的剎那，看見媽媽牽著姊姊的手，一直掉眼淚──他當然知道，媽媽是愛姊姊的──但知道歸知道，當愛真的定格的瞬間，他才真正感受到，這一個家為什麼可以聚在一起。

所以他只是透過電影在回頭，回頭練習要怎麼誠實地表達。

拍電影有時候也是一種圍爐。／影像提供：潘客印

從短片《姊姊》發展到長片《我家的事》，姊姊的身分作為潘客印心中提煉出愛的試金石，而他記憶中的媽媽，則如許多上一世代的女人，獨自扛下照養孩子、操煩家計的責任。

片中由高伊玲飾演的媽媽阿秋，精準地呈現出如此的女性形象，那是有一代的女人，得要為了明天的著落，必須剽悍，甚至蠻橫；故事裡的阿秋，除了嗓門大又脾氣不好，還為了生一個親生孩子，要脅朋友要借精生子。

在創作階段，很多人問過潘客印──為什麼阿秋非生不可？她是為了傳宗接代嗎？所以她為什麼一定要生一個自己的小孩？

「我從小到大所遇到過的女性，都是非常主動、強悍的，而更多的男性則是被動、軟弱的。」即使阿秋在片中的刻畫，看似是將一個女人完全地鑲嵌進去一個家庭敘事裡，而少見她作為自己的位置，但潘客印給阿秋的解答是，媽媽是為了自己想生而生──她就是要生自己的小孩，因為她想。

在多了這一層理解之後，重新看阿秋的角色，她也就不再只是另一個被傳統觀念綁架，喘不過氣的女人，因為這一個女人的行動目的，便是生發自她的慾望。

當然，拍電影也是一種慾望。／影像提供：潘客印

「我也知道，如果我寫下這個決定，可能呈現出來的是傳統女性的桎梏，好像這個角色的主體性、能動性都是不存在的，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一個人想要做一件事的心情是什麼？』這才是可以讓角色活出血肉的原因，不管她有沒有什麼主義，不管她是工廠作業員還是讀到了碩士博士。」

在潘客印的心裡面，阿秋與他的媽媽，從來不是忍氣吞聲、自我忍讓的，而是她們也有自己想要的美好，也當然有自己的邪惡──他不想要因為決定生小孩的選擇，就選擇不去看慾望那一面的邪惡──她是因為慾望，所以選擇行動，而這正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的人，會有的模樣。

潘客印接著說起，前一陣子陪媽媽去參加歌唱比賽，他也才發現，媽媽一直以來的比賽對象只有命運，她要的是可以幸福快樂的命運，「我想這是她第一次參加這種比賽，但是我們從幼稚園開始，就不斷地被投進各式各樣的競爭裡面。我也在想，如果大眾是抱著比賽期待來看這部片，或許也會覺得不符合參賽資格吧？大家可能會想，一部電影會有什麼目標？它要做到的是什麼？」──他坦言自己是一個內耗的人，如果要用比賽的心態來拍電影，應該早就撒手逃跑了。

作為一個創作者，一個很少看電影的創作者，「電影」對潘客印來說，就像這輩子第一次上台參加歌唱比賽的媽媽一樣，要交代的對象從來都只有自己，因為電影從來不會拒絕他。

已經在拍電影的潘客印。／影像提供：潘客印

「對我來說，電影就是那麼開放啊──它甚至可以接受，像我這種從小沒看什麼電影的人，來拍電影。」

他說，是電影寬容地接受了他家的事。

後來，電影還帶他看見了其他的事。

《我家的事》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回家。／影像提供：潘客印

在寫姊姊、媽媽的時候，即使他是站在一個弟弟、兒子的角色，也深知無論如何書寫，寫下的終究只是他眼中的她們，但至少他有一個前去的方向，也知道只要努力，一定能更加靠近角色；可是在寫爸爸的時候，潘客印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寫，寫下自己的爸爸，寫下一個父親的形象，即使回頭翻看爸爸以前的照片，或者去和曾經認識他的人做田野調查，他終究只是「知道」，卻不見得能「理解」。

電影裡有一場戲，一家四口在牛排館晚餐。

聊起這場戲，我們很像從高樓聳立的台北，各自回到彰化屏東。

比較難得的時候，媽媽會找我們在週二去吃夜市牛排，垃圾紅茶（稱讚）灌到肚皮飽滿。更不得了的時候，多半是月初剛發薪水，媽媽總會捏出幾張鈔票，帶孩子上牛排館。有自助沙拉吧和酥皮濃湯，要用大大的餐巾紙擋住蒸騰熱氣的那一種鐵板牛排館。記得媽媽每次都會問「牛排要不要點厚切的」，她自己會吃最薄最薄的那一種，我們家小孩也經常怕多吃了一兩百塊，讓媽媽的牛排最後變成單點鐵板麵。

牛排館的那一場戲，爸爸分了一塊豬腳給女兒。

其實劇本裡面沒有這樣寫，潘客印說他不知道，也不覺得一個爸爸會這樣。

《我家的事》電影劇照／劇照提供：牽猴子

「爸爸的角色其實很難寫，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爸爸在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以前我都會覺得，父親節的時候最閒了，妳應該也是有一樣的感覺吧？比如說，朋友如果要在父親節約見面，我一定都可以。」

在我們的印象中，爸爸坐上桌泰半是為了士九象棋天九牌賭，而「爸爸」這兩個字，更多時候就只是一個稱謂而已。

電影裡面，爸爸的分食是潘客印很難想像到的──「這件事在我生命裡不存在的程度，是你甚至不會意識到這是可能存在的。」分肉給小孩的動作，其實是藍葦華自己加的，潘客印後來在想，這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演員，而更是藍葦華回到爸爸的身分時，他的身體自然而然就會做的反應。

反而，是電影透過演員，告訴潘客印一個爸爸可能是什麼樣子。他也這才理解，電影裡的爸爸阿冬，壓鈔票在透明墊板下面，從巷口買腿庫飯回家，是有一個時代的爸爸，或許不擅長道愛，但他們依然那麼愛孩子。

《回家》。／影像提供：潘客印

即使有一段時間，回家就是畏途。高中寫作文，題目是《回家》，其中一段潘客印寫道：「自我有記憶以來，爸爸和媽媽總是經常爭吵。隨著時間的累積，總是會在我的內心留下些灰色空間──使我不想回家的原因之一。前一陣子，爸爸去世了。家裡原本人口就不多，所以更顯得冷清（⋯⋯）。原本就不喜歡回家的我就需要，而且必須放學早點回家陪伴媽媽。面對著爸爸的離開，我似乎不再視回家為畏途。」

他在最後寫，無論是否為畏途，或許回家終究是人生最後的歸宿。爸爸的離開，某程度上也成為他們家的第二顆煉金石，而爸爸與電影為潘客印留下的，還有一道模糊的可能。

回憶起自己一直都是一個又皮但也膽小的小孩，潘客印也在想，這種想要趕快長大的表現，就像是幫自己找到一份工作那樣。他說他從小就是很愛制定計劃的人（處女座），國小是五點回到家，五點到七點看卡通，七點吃飯洗澡，七點半寫功課，九點要去睡覺；國中是拜六讀書，拜七放假；高中則是每逢考前複習兩次⋯⋯這些已經被預設過的計畫，到現在年過三十還是能流暢復述。

潘客印，小時候應該就是酷酷集團。／影像提供：潘客印

但開始創作之後，他才開始看見心裡面那個不清楚的東西，偶爾會拉扯著他，和他說「好像不應該是這樣」──好像要放開心去嘗試，才可以真的自在，也才能接受自己不用再像小時候那樣，好像一定要在爸媽之間選邊站。他對爸爸的愛，和爸爸給他的愛，其實是可以留有模糊的。

而清楚的那一面是，從十年前到台北念大學，他從來沒有隱藏過自己的出身和口音，即使有許多從鄉下地方到台北讀書、工作的小孩，總是迫不及待地成為一個新的人，成為一個都市裡的人。我問潘客印，和台北同學相處，講話有鄉音不覺得礙虐（gāi-gio̍h）嗎？

他說，一定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但他也想試試看，看這些大部分人不會做的選擇，是不是可以被接受的，於是他的決定就變成，他和台北來的酷酷集團可以各據山頭，他可以當那個來自彰化社頭（和彰化伸港的酷酷集團代表李毅誠一起）的酷酷集團。

潘客印，長大後也還是酷酷集團。／影像提供：潘客印

還有最後一件再清楚不過的事，是在搬到台北之後，他發現自己很喜歡在回彰化時，吃完飯就騎車去買木瓜牛奶，邊騎邊喝，腳還開開的。

回家這件事是，就像在台北，如果下了雨，回家總是要躡手躡腳的，因為怕雨水踩髒了地板，只能踮腳尖踩進浴室洗腳，但是在社頭（萬丹）完全沒有這個問題──「妳在萬丹的家一定也是那種，家門口旁有生鏽的水龍頭，褪色的橘色水管吧？」只要在社頭，就是可以舒舒服服、坦坦蕩蕩地，把腳在外面洗一洗，才走進家裡。

潘客印說，每一次回到社頭，心就會變得很巨大。

回家之後，他不用再害怕自己的心，因為來到了都市，而縮得太小。回到了家，心才開始有了餘裕，可以真的慢下來。後來他又突然在想，為什麼搬到台北之後，會開始強調自己是彰化社頭來的，為什麼更喜歡說台語：「可能對我來說，這是住在都市的時候可以給自己的氣力（khuì-la̍t），按呢著袂閣驚惶（án-ne-tio̍h-bē-koh-kiann-hiânn）。」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我們來到這邊，一定都會怕嘛。

回家路上。／影像提供：潘客印

回家了。／影像提供：潘客印

▍後記
：啊妳是屏東哪裡人？
：萬丹啊。
：萬丹，妳說紅豆那個 hioh。
：對啊，你竟然知道是紅豆不是豬腳ㄟ。

採訪、撰文／黃曦
影像提供／潘客印
責任編輯／黃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