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 |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當真相被輿論淹沒，誰才是真正的加害者？

2003 年，日本福岡市教育委員會首度認定一起「教師虐待學童」的相關事件為有罪。隨後，《朝日新聞》以大篇幅報導，《週刊文春》更以「史上最惡劣的殺人教師」為聳動標題，引爆社會輿論。

二十多年後，導演三池崇史將這起事件翻拍成電影《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劇中，母親指控小學教師，對其子不當體罰。事件中的母親律子不僅向週刊爆料，還帶著近五百名律師團隊提告；法庭上，被告教師藪下一再堅稱自己從未施暴，更指控母子「捏造」事實。於是，一場真假難辨的審判就此拉開序幕，真相在爆炸式的媒體報導、民間輿論之間，逐漸失焦，撕裂社會。

然而，真正的問題並非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斷裂。當媒體與群眾為了合理化己身立場，真相早已被改寫成抓人眼球的故事。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此案件歷時兩年，最終法院駁回指控。但教育委員會卻在十年後，才撤回對教師的處分，這場曠日費時的風暴，揭露出制度的遲鈍與社會的殘酷。在過度資訊化的社會裡，真相早已不是單一實體，而是各種立場與偏見所拼湊出的模樣。人們寧願相信媒體的激情話術，也不願去追問真實的細節，而正是這樣的選擇，成為了暴力種子得以蔓延的溫床。

導演三池崇史將這起事件翻拍成電影，呈現的不只是「惡」的投射，更是人們對真相的渴望與迷惘。遭指控者不僅承受法律審判，更要面對來自群眾的道德審視，其個資更遭全面揭露，談話節目不分青紅皂白地撻伐川上老師，從這名學童的混血背景，乃至川上對二戰戰敗的心結，都成為了導火線。

不過，三池導演於此作不依靠鮮血與暴力作為電影張力，而是聚焦於呈現心理層面的壓迫。隨著攝影機視角，觀眾進入法庭與病房的封閉空間，不斷重複的證詞、揣測與媒體報導，再再營造出比肉體還要痛苦，且更難以迴避的精神痛楚。這種「看似安靜卻令人窒息」的處理，使觀眾感受到真相如何一點一滴地被侵蝕，直到無可辨認。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過往的三池電影裡，角色塑造往往過於極端、流於符號，角色是直接地承擔起暴力與慾望；但在本作裡，藪下的形象既堅持又脆弱，律子的控訴既憤怒又惶惑，甚至拓翔的沉默裡，也帶有不確定的重量。在這些細節裡，三池讓角色不再僅是善與惡的代表，而是透過環境、輿論、制度，捏塑出每一個被推擠到角落的「現實存在」。

其中，更值得注意的還有三池對「距離感」的掌握。此作的電影鏡頭經常保持一種冷靜的旁觀，避免過度渲染，卻又在關鍵時刻推近到角色的臉龐，捕捉下眼神的閃爍與猶疑。收放之間的拿捏，使觀眾既能意識到自己是「外部的觀看者」，又無法不被情緒牽引，正好對應了眾人在真相與捏造之間的矛盾處境。

因此，《捏造：史上最惡的殺人教師》既是三池崇史對社會事件的再表現，也是自身創作風格的一次突破。他不再只是滿足於暴力的衝擊感，而是試圖探入人心的矛盾，讓觀者在看似平靜的畫面中，感受到更深層的焦慮。同時，此作也不同於以往的法庭電影呈現，它不追求抽絲剝繭後的真相，而是將觀眾帶進撕裂的現場，一種無法確定真偽的狀態。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三池似乎要我們明白：我們對真相的渴望，往往也是暴力的延伸，因為在追問「誰是加害者」的同時，我們或許已經站在另一端，將他人推入深淵。

當社會事件的輿論發酵，很大一部分來自媒體的推波助瀾。社會在「誰是受害者」與「誰是加害者」的爭論中，逐漸滑向「絕對正義」的陷阱，而「怪獸家長」一詞的浮現，更進一步揭示出世代差異與教育矛盾。

隨著時代從過去對教師與權威的無條件服從，逐漸走向「努力就能達成一切」的ガンバリズム（堅持世代），再到九〇年代後的高度消費文化，教育現場的權力格局也隨之改變。

父母不再僅僅抱持「為孩子犧牲一切」的觀念，而是將「自我實現」的期待投射在孩子身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惜投入大量金錢，讓孩子按照父母的理想藍圖成長。這樣的教育文化，教師逐漸失去「價值判斷的引導者」角色，轉而淪為完成家長要求的服務者，而教育高層也經常性地對這樣的失衡現場視而不見。長期下來，教育場域成為消費社會的矛盾縮影：經濟條件優渥的家庭不斷累積資源，將孩子推向更高層級的競爭；而資源匱乏的家庭則少有機會翻轉階級，形成貧富差距的惡性循環。在這種結構性失衡下，「怪獸家長」的身影逐漸浮現，成為焦慮世代的代表。

而父母對當代社會的焦慮不斷加深，家長對孩子的過度保護與對教育體制的不信任，使得教育訴訟案量逐年攀升。學校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教師被視為軟弱的代罪羔羊，在這樣的環境下，真相的重要性反而退居其次。父母將憤怒投射在教師身上；媒體則不斷地煽動情緒，無形中都構成了一場「捏造抹殺」。這種情境更折射出現代社會的共同焦慮──當社會失去溝通的耐心，指控就成為最直接的語言。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此作並非要告訴我們對錯，而是讓觀眾透過碎片化的敘事，重新檢視事件生成的過程，而三池超越了二元的善惡評斷，並且不再替特定角色貼上標籤，則是他在這三十年間的作品流變──如何更加地理解，理解人性與暴力，理解傷口與隱忍，這也是為什麼在電影的最後，他選擇留給藪下一幕平凡的街景。

那是一種「不再被迫證明什麼」的自由。即使傷痕猶存，藪下終能正視自己為何奮戰。這不僅是他的救贖，也是觀眾的映照：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活著本身並不夠，唯有追問「為什麼而活」，生命才能真正獲得意義。

當社會輿論的轟鳴、法律制度的冰冷，以及媒體塑造出的群體共識，在銀幕上化為無法躲避的陰影，逼迫我們去思考：當下一次類似的事件發生時，我們會選擇成為推波助瀾的旁觀者，還是願意停下腳步，嘗試看見事件背後的複雜性？

或許，電影沒有給出答案，因為答案始終掌握在我們每一個人手中。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