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邪》：問世間，惡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何謂邪惡？它的定義廣泛又模糊，可以是一種態度，也可以是一種思想、欲求，乃至一次行動。有趣的是，近年來電影導演們似乎特別喜歡用映襯的手法來界定我們與惡的距離。比如濱口龍介的《邪惡根本不存在》（Evil Does Not Exist，2023），以及再早上幾年的《無邪》(There Is No Evil，2020)。兩部片名看似決絕，卻巧妙地藉由這種「否定中的肯定」將思考空間留給觀眾，無不透著幾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

邪惡真實存在，只是它究竟以何種形式潛入我們的生活？由伊朗名導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自編自導的《無邪》，透過四則彼此獨立的短篇故事，深刻揭示出個體在極權體制下面臨的抉擇困境：是要屈服於命令，成為替國家施行死刑的劊子手？還是跟隨良知、違背法令，並承擔沉重的代價？

《無邪》並未直接控訴伊朗死刑執行者（有執行官，但正服兵役的阿兵哥也有義務執行），而是讓觀眾如臨場般直擊角色的日常與掙扎，進而勾勒出極權國家底下，藉由死刑議題、兵役制度交織出的群像。隨著劇情推進，觀眾不僅見證了角色們如何在體制的縫隙間尋得生活的立足點，也進而開始思索自身與體制、道德之間的複雜關係。拉素羅夫將抽象論點與具體情境緊密結合，向觀眾揭示了「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存在：邪惡並不僅存於極端的惡行中；相反的是，它往往以平凡且理所當然的形式滲透生活。

《無邪》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提供

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惡之平庸源於不思考、不探究自身行為對社會有何影響的心靈狀態。這種惡是平凡的，是普羅大眾皆可能墮入的深淵。個體會將自身與體制澈底同化，順從體制的安排，默認並執行不道德的指令，最終成為不道德體制的執行者──意即，當人們停止質疑、停止思考，邪惡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概念，而是深深烙印在你我身邊的可怕現實。

《無邪》猶如辯論台上的出色辯手，四則故事，四個步驟：主題定調、正面論述、反面論述，然後結辯。儘管四則短篇故事之間並沒有前後脈絡的因果關係，倒也循序漸進。

首先，第一則故事便開門見山，以最直接且震撼的方式（雖說直接，卻也一路鋪陳至最後一顆鏡頭）闡述了惡之平庸的真相：執行極權命令的人或許面目並不猙獰、心思也不邪惡，就只是遵從規範、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的普通人。他是某人的丈夫、某人的父親、某人的兒子（而且都當得不錯）；是伸出援手拯救貓咪的好鄰居；是臨停時自知理虧，表現彬彬有禮的用路人⋯⋯直到最後一秒，都能面不改色。他就是一位再尋常不過的公務員，專門抽板子吊死犯人的公務員。而正是這種平凡，才讓體制得以繼續運轉，使「這件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的訊息得以滲透至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無邪》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提供

第二則故事則恰如前一則的反面。前一位行刑者多麽無感執行，這一位反抗者便多麼天人交戰，兩造形成強烈對比。一位稍後即將執行死刑的新兵惶恐不已，試圖動用關係逃避職責，卻無計可施。在這段裡，軍人的寢室好似舞台劇場景，每張床鋪上的同袍皆代表著不同的觀點與立場，言談間不僅帶出伊朗社會現況，同時也不斷拉扯主角的內心──犯人真的有罪嗎？犯人死有餘辜嗎？他們是殺人犯還是政治犯？當主角終於決心逃離，長鏡頭隨之展開，引領我們步入晦暗的長廊，狂奔逃竄、大聲呼喊，即使無人追趕，那份壓迫感與無力感卻愈發強烈——此刻他已無法回頭，唯一能做的，只有義無反顧地向前。

自第二則以後，《無邪》企圖探討「選擇的代價」──無論個體是否服膺於國家，每一次選擇都必然伴隨相應的風險和後果。

當個體選擇追隨道德良知，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故事也並未就此畫下句點。就算遠走高飛，被抓到的風險何其大？就算成功逃離，他們後續又能否承擔因反抗所帶來的犧牲？家庭、工作、人際關係，生活的方方面面恐怕無一倖免。反之，選擇順從也未必輕鬆，罪惡的漩渦不是不到，只是尚未降臨。

於是，有人逃亡，有人留在體制內自我麻痺，為了自身安危和榮譽假心存僥倖（軍人每次執行死刑可獲得三天榮譽假），可終究難逃現實的審判。來到最後一則故事，拉素羅夫幾乎是以主角之真身，強而有力地表達他的價值觀，並反映了他在現實世界的際遇。

《無邪》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提供

二十年前，男人在軍營中拒絕成為國家的劊子手，拒絕執行死刑，選擇逃亡，卻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家庭：妻子支持丈夫的決定，因此偷渡歐洲，顛沛流離，在與女兒會合的路上遇到事故，客死異鄉；女兒則寄人籬下，與父親天各一方，從小到大對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二十年後，父女終於相認，卻無法真正修補裂痕。女孩質問道：「他不殺一個人，卻毀了兩個人。」為了拯救一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卻甘願犧牲兩位至親？是要忠於自己的道德標準，還是維護家庭？電車難題，千古之難。只見老父親沉靜片刻，語氣堅定：「如果回到過去，我在軍中依然要處決別人的話，我的決定不變。我還是會拔槍指著衛兵逃走。」

這場對峙不僅是角色內心掙扎的頂點，亦是拉素羅夫對自身信念的自白。現實中的拉素羅夫，與女兒也有類似的談話。拉素羅夫因批判政權而數度遭伊朗政府逮捕、監禁，被禁止拍攝電影，但他從未向強權低頭，依然持續創作。

當年，《無邪》獲第 70 屆柏林影展金熊獎，拉素羅夫因遭限制出境，無法親自領獎，只能由女兒代為出席。如今，他被迫離開伊朗，出逃德國受政治庇護，新作《一念菩提》（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2024）再次直指伊朗政權，持續為人權發聲。

《無邪》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提供

回到《無邪》，從惡之平庸到選擇的代價，拉素羅夫對「揭露」的運用堪稱精妙──揭露身分、揭露意圖、揭露關係，通俗劇般層層遞進，將角色的抉擇推至聚光燈下，迫使觀眾直視那無法輕易回避的問題：當一個人選擇反抗，他是否真的能夠擺脫體制？當另一個人選擇順從，又是否能永遠高枕無憂？

抉擇從來就不容易，道德、善惡、體制與人性交錯成命運的十字路口，而我們每一次順從，或每一次質疑，都可能成為推動體制存續／崩解的微小齒輪。

而邪惡，不一定總是刀光劍影，它往往藏在平凡的表象之下，蔓延地悄無聲息。

《無邪》電影劇照／MyVideo 影音 提供

劇照提供／MyVideo 影音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