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07

By 午夜先生

《賴活》:浪潮裡的碎語之花

回想自己愛上電影的瞬間,一定和安娜・卡莉娜(Anna Karina)在大街上拒絕男人的晚餐邀約那場戲有關。「我不餓,我想去看電影,再見。」她說。一顆簡單的鏡頭,幾句簡短的對白,彷彿只是測試走位。他們快速地道別,她看了一部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的默片,在恍惚寂靜中流下淚水。

《賴活》(Vivre Sa Vie,1962)並不是我跌入高達(Jean-Luc Godard)宇宙的入口,卻是我頭一次被電影無拘無束的魅力刺中的作品。就像站在地鐵入口即興朗誦詩歌,就像憑著一股心花怒放的意志跳起舞來,這部電影以破碎結構和散漫語調作為風格,在畫格跳躍之間,反覆簽寫新浪潮偶像的大名。六〇年代的巴黎街頭川流不息,青春男女飛馳其中,之於不同時代的影迷,或許是心靈故鄉般的存在。

對我來說,高達的電影並不是拿來分析的,而是拿來迷戀的。

因為所有符號性的東西,所有的互文或指涉,往往源自他對其他電影的迷戀。他崇拜電影藝術,卻也抗拒既定的電影語言和拍攝技法;透過創作自己的電影,高達總能以叛逆精神跳脫常規──別人怎麼拍,他就絕對不這麼做。別人用打字機敲出厚厚劇本,他帶著零散幾張草稿開拍;別人在片廠裡搭建著燈光繁盛的擬真世界,他搬著攝影機錄音機跳上人潮洶湧的林蔭大道;別人努力讓影像的流動絲滑無縫,他偏要將膠卷剪碎揮灑、散漫拼寫。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電影劇照/IMDb

出身《電影筆記》的作者策略派系,高達知道如何創造自己的律法和標記,每一次出手都要貫徹質疑、拋出前所未聞的驚喜,挑戰觀眾的習慣乃至底線。他幾乎是電影語言的革命家,用全然新鮮的詞彙啟發人們的想像。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高達依然圈粉無數的原因:往往是剛剛喜歡上電影的人,喜歡著初出江湖的他,並感嘆電影竟能如此輕盈自由,隨性率真。拍攝於 1962 年的《賴活》,是高達最早期的幾部作品之一,他在裡面塞滿了藝術宣稱、政治批判、愛意、友誼、自我指涉、哲學思辨,就算刪去了工作人員表中的導演名字,也不可能認不出來──這是高達。

模擬著德萊葉電影的特寫打光,用自己的聲音朗讀愛倫坡(Allan Poe)如詩般的文字;車內鏡頭搖過友人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新作電影看板《夏日之戀》(Jules and Jim,1962),隨著砰砰槍聲抽格跳接的蒙太奇⋯⋯他就像一個年輕的抒情詩人,在每個字眼、每顆鏡頭裡鑲嵌著「我」,援引整部電影史來映襯自己的創新,藉以召喚同樣自戀的觀眾。

透過角色的遭遇,他明確諷刺資本主義以個體自由為幌子,將社會上的階級壓迫轉嫁為個人責任;而儘管描繪了城市底層生活的不易,高達的形式風格卻搶過了議題──他似乎無心為任何族群發聲,「反對」才是他的命題。必須是夠強烈的聲明:我的電影,不為任何已然合理的說法存在。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從一段愛情的結束開場,用生命的結束──也就是死亡──驟然收尾。除了十二段章節的鬆散形式,頭尾暗應亦是頗值得注意的結構特徵。「結束」,令人聯想起高達在《斷了氣》(Breathless,1960)中寫下的著名台詞:「你最大的野心是什麼?」、「成為不朽,然後死去。」話語隱含的不只是瀟灑離場的姿態、渴望受到銘記的壯志,而是以死亡為喻,宣告某種斬斷綿延虛空的意志:早該毀滅,早該有新。

於是,我們得見終結舊日的新浪潮、終結敘事的故事、終結意義的講述⋯⋯高達矢志以電影擰出恆久的折轉──從此,電影有另一種樣子。而「結束」,其實就像一次猛然的頓悟。

第一章節,女主角娜娜(Nana)對著分手的男人,口吻冷淡卻叨叨絮絮地說著話,猶如演員排戲,反覆使用差異微妙的情緒詮釋著相同的台詞。最後一章,她被槍擊而倒、一語不發,車子轟隆駛遠。當她陳屍街頭,我的腦袋就像有一陣風吹走了所有字彙。生命始於表達,當我們用語言描述自我、嘗試溝通,故事就開始了,偶然的碎片不斷湧入生活。死亡則是話語的取消、表達的迫止,如同娜娜在漆黑的戲院裡與銀幕上即將受到火刑的聖女貞德對望,「死亡」二字無聲吐露,僅存旁白文字的光影,刺眼地打印在她們哭泣的臉孔上。在咖啡店和娜娜對話的哲學家說:「為了擁有說話的人生,我們必須經過不說話的死亡。」電影中的肉身死亡並不僅是作為角色的遭遇,而是高達關於電影的最大野心。

無論是《斷了氣》中背脊流血、奔過長街的米榭,《阿爾發城》(Alphaville,1965)痛苦行走於死城的娜塔莎,或是《狂人皮埃洛》(Pierrot the Madman,1965)臉塗油彩、渾身綁炸藥的皮埃洛⋯⋯都和試圖在槍口下逃走的娜娜一樣,是說話之前的不說話。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預設了死亡,讓娜娜的一生宛若曇花一現。她的日常困境與悲喜流動,她的觀點和話語,在觀看者的意識中因而改變了時態,移除了作為未來意義的可能性,一切僅能是當下的、瞬刻的真實快照。她走路、大笑、寫信、跳舞、抽煙,魅力無窮卻只見表面;兩千法郎、香頌情歌、雨日相擁,所有事物與行動的意義也並不延續到未來成為某種結果。孤身在巴黎追夢的她,尋索著生命的自由可能,令人聯想到飾演者安娜・卡莉娜出走家鄉丹麥的生命經驗。娜娜從渴望成為電影明星的唱片行打工族,轉職為街頭攬客的性工作者;她付不起房租,演藝之路處處碰壁,又因偷錢被告發,種種不幸如影隨行,像是拉著一條繩索向著谷底垂降,電影卻是一把刀刃,終結了她的懸盪。

然而,娜娜之死在電影文本內部,並不能說是個處心積慮的結局。它不渲染徒勞甚至哀傷,亦非《夏日之戀》以主角之死表達青春消逝的苦澀。它確實有一點幻滅的意味,但那是出於人物本身的脆弱感。

高達盡可能突兀地處理這個收尾,意圖或許更接近某種戲耍、調侃,是一則以無意義解放電影的宣告,指出虛構中的偶發皆為刻意,而我們必須質疑因果敘事的寫實策略──人對於線性結構的執著確信,可能侵奪真實生命的邏輯:一種本質上鬆散破碎的觀點和敘述。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電影劇照/IMDb

當攝影機凍結時空為循環閃爍的光影,每一顆鏡頭皆是重複展演的「結束」,唯有變成碎片的故事,才能有效乘載片刻真實。高達作品裡的悲劇人物,已不是過去電影敘事裡那般一體成型、細緻雕鑿的受苦肖像,他似乎更相信碎塊與粉塵的力量,電影必須興之所至地爆炸,綻放詩之煙花。

於是他無意深入、完整、嚴謹。他的電影始終以自己奔流不歇的思緒作為節奏,始終在提出銳意驚人的新觀點。儘管電影世界大師輩出,高達永遠是個無比獨特的標點,引領著後生的影迷領略電影藝術的超展開。我想,高達選擇讓電影與生活密不可分──在生活中實踐對電影的迷戀,在電影中呈現生活的混亂與偶然──是《賴活》這樣的作品恆久迷人的理由。走出電影院的娜娜,又甩掉了一個來路不明的男人,而我想我們都會有那樣的一天:突然心血來潮去看了一部電影,從此再次擁有說話的人生。

《賴活》電影劇照/IMDb

《賴活》電影劇照/IMDb

全文劇照/IMDb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