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4 年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之焦點單元「時代的隱喻：名為緬甸的真實」選映 26 部跨類型的緬甸作品，從個人記事、戰事紀錄、到幻夢綺想⋯⋯緬甸電影所展現的眾生相，是電影紀錄下時代的最佳見證。此篇文章，以萊拉・馬凱爾（Leïla MACAIRE）和莫莫（Mo Mo）執導的短片作品《記憶中的二月一號》（February 1st），與十位匿名工作者所組成的「緬甸電影工作者（The Myanmar Film Collective）」所拍攝的長片作品《緬甸日記》（Myanmar Diaries）為參考，嘗試在私人影像與戰地紀錄中，理解一段必須銘記的，緬甸的正發生。
文／若君
「與人打招呼，以前我們微笑，現在我們舉三根手指。每當伸出三根手指，就知道我與大家同在。」這是導演莫莫在其 12 分鐘的紀錄片作品《記憶中的二月一號》中所說的一段話，即使片中沒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暴力畫面，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如今的緬甸是何景象。
2021 年 2 月 1 日，世界依然被疫情所籠罩，正當台灣人爭論著疫苗的優劣，距離我們不遠、飛行僅需四小時的緬甸，正經歷十年來最黑暗的一天：以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為首的緬甸軍方發動政變，終結了 2010 年以來被視為緬甸民主化進程的「緬甸之春」。
《記憶中的二月一號》將法國導演萊拉馬凱爾，和從美國留學回緬甸的莫莫之間的書信往來，以影像呈現，記錄下兩人在緬甸政變前後的渴望與失落，絕望與無力。
萊拉馬凱爾恰巧於 2020 年 2 月 1 日旅行緬甸，她曾經見證緬甸的質樸寧靜，可以在夜晚恣意遊走街頭、不被打擾，或隨性地邂逅路上的人們、加入聚會。當時的緬甸，空氣中還能嗅到自由的甜味，誰曾想過一年後的同一天，空氣滿是煙硝瀰漫的苦味，伴隨著令人窒息的恐懼。
《記憶中的二月一號》電影劇照／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莫莫在電影裡的音調宛如呢喃的私語，就像只用一個和弦彈奏到底，其中的情緒，是小調般的哀傷與嘆息，「難道想要自由的唯一解方，就是移民？」莫莫茫然地提出這個疑問，因為自由消失了，澈底消失了。
她用鏡頭記錄街頭的抗爭日常：人民沒有槍枝，沒有武裝，只有家裡的鍋碗瓢盆或寶特瓶，最具「攻擊性」的就是木棍了。倘若有人開始敲打碗盆，眾人定會齊聲響應，除了表達支持，這也是種訊號──我有危險。
當鏗鏘聲響起，莫莫形容，「那種釋放，是我和眾人共享的自由。」此刻坐在電影院的我，第一次覺得鏗鏘聲如此動聽。
片中亦一再出現三根手指的手勢，若是看過《飢餓遊戲》系列電影肯定不陌生，這個手勢近年也出現在香港、泰國等地的抗爭運動，象徵著反對獨裁、呼籲民主的訴求，同時傳遞不願屈服的勇氣。勇氣並非無畏──實際上，他們害怕極了，可即使害怕仍舊不願屈服，這才是勇氣。
《記憶中的二月一號》電影劇照／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記憶中的二月一號》讓觀者最感絕望的部分在結尾。因為社會風氣和宗教信仰，人們認為裙底下流的血會帶來厄運，不過在婦女節這天，無論男女，大家都舉起了裙子作為旗幟，象徵著自主的權利。然而，這是莫莫最後一次參加街頭抗爭，她說，現在已經不怎麼去了。
電影最後轉為全黑畫面，伴隨著莫莫的低聲獨白，曾經流水滑過手指就能感到滿足，但現在什麼都感受不到了；即使拿著攝影機，能察覺機械在手中運轉的秒數，也不再有任何感覺，一切都消失了。看不到盼望的嘶吼，已不是絕望，而是走在黑暗中的無力──或說是，無感。
這樣的無力感，在接續放映的另一作品《緬甸日記》繼續衝擊觀影者的心。這部紀錄片由十位年輕導演合力製作，影片開頭是名體操老師在鏡頭前舞蹈的畫面，背景是類似凱達格蘭大道的一條寬闊馬路，動感的舞曲有些搞笑，像是多年前紅遍全球的〈江南 Style〉。弔詭的是，數輛武裝黑頭車突然駛進，肅殺和歡快同時出現在畫框裡，前後鮮明的對比，荒謬至極。
觀者替那名體操老師捏把冷汗。實際上，這支影片為直播畫面，直播當時，體操老師完全不知道背後發生了什麼事情，繼續勁歌熱舞，卻在無意中記錄了軍方逮補原先要就職上任的文人政府。那歷史性的政變時刻，以一種逗趣乃至荒唐、嘲諷的方式被記錄下來。
《緬甸日記》電影劇照／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緬甸日記》由不同片段串連在一起，述說著每個被攝者的經歷。一名女孩夢想著有天要把蝴蝶刺在身上，她喜歡這個概念——從醜陋的毛毛蟲蛻變成五彩斑斕的蝴蝶。她認為，生而為人很幸運，因為受到法律保護，然而畫面轉為動畫，蝴蝶被多隻壁虎包圍，在被攻擊的前一刻戛然而止。最後是女孩的伴侶，看著他的背影，觀眾聽見他低聲地說：「她沒能等到刺蝴蝶。」
紀錄片的被攝者多為背影，許多畫面都是偷攝，觀者能深深地感受到景框外的那股絕望。其中一段，一大群警察企圖進入民宅逮補一名母親，母親不斷地吼著「你們不能亂闖」、「沒理由抓她」，而警察的態度其實相當平和，不斷地勸說母親「這只是配合調查」、「不會有任何問題」──真的嗎？
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是個有去無回的鴻門宴，連小孩都知道，警察的來意並非善意，背景聲音還有一個小女孩的嘶吼：「不要碰她！不要帶走我媽媽！」數分鐘的影片，小女孩的聲音沒有停過，讓人聽了撕心裂肺。畫面停在大批警察決定硬闖、偷攝者被發現。
其實政變發生之前，緬甸人民對於警察、軍人、公務員的態度就是帶著恐懼的，可能只是待在家裡，家門就會無緣無故被踹開。政變發生後，情況嚴重百倍，這也導致多數軍警人員都成了人民公敵。
《緬甸日記》電影劇照／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緬甸日記》還用另一個角度，記錄了一名成為軍政府鎮壓武器的警察的無奈。他問兒子為什麼總是自己待在家裡，兒子回答：「小朋友都不跟我玩，因為你現在還在上班。」絕望、憤怒、恐懼、愧疚⋯⋯全壓抑在這位警察的潛意識裡，他夢到那名苦喊著「你們射殺了我兒子」的父親，他發現手上的鮮血怎麼洗也洗不掉，他將塑膠袋套在頭上，感受那股窒息，他撕開塑膠袋露出一隻眼睛，才清楚地看見那些手無寸鐵卻被殺害的百姓。最後，他不再去上班，拿起鍋碗瓢盆敲擊。
政變發生後，有人選擇起身反抗，有人選擇夾縫求生，也有人選擇遠走他鄉。一名決定離開緬甸的女孩被關在隔離病房，她在隔離期間記錄心情點滴，她說，我的未來晦明不定，就像緬甸一樣。她還記得，剛上大學時，自由民主正悄悄地在緬甸發芽，那時可以和朋友一起逛市集，放天燈那天，天燈上還畫著自由的圖形。如今身在隔離病房，唯一陪伴她的只有一隻泰迪熊，她深信，泰迪熊也能感受到仰光的恐怖，「我很高興能逃離那個地獄般的地方，但又為了離開親友感到愧疚。」
紀錄片結尾是名小女孩的聲音，她一次又一次地問，「你聽到我的聲音了嗎？」
《緬甸日記》電影劇照／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回到《緬甸日記》開頭的體操舞蹈，這段影片同時也出現在趙德胤的作品《診所》（The Clinic），導演於映後座談上說：電影紀錄了被攝者翁明（Aung Min）的小診所，但感覺醫生自己也是病人，每個人都是病人，整個緬甸像個大診所，整個國家都是生病的。
《診所》裡的被攝者翁明，同時也是《十年緬甸》的導演之一，他說，「我們緬甸政變已經三次了，我親身經歷過兩次，所以其實我覺得，又來一次了，應該同樣的事情會繼續發生吧。大家不用擔心緬甸的狀況，我已經習慣了。」對翁明而言，他的創作不是為了直面政治或是反政府，而是意圖呈現整個緬甸的混亂景況，這也是趙德胤製作《診所》的核心──關注人們的生活樣貌。
《記憶中的二月一號》和《緬甸日記》皆是年輕創作者的作品，他們體驗了 2010 年後，短短十年、緩緩成長的民主滋味，這段時間也是網路社群蓬勃發展的時期，使得年輕世代得以吸收更多現代社會廣納的多元意識形態。在政變發生以後，當得來不易的自由硬生生地被剝奪，失落的年輕創作者，起身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將攝影當作武器，拍攝的那刻就是在射擊。創作成為反對獨裁、追求自由的載體，也讓不同的聲音有機會被世界聽見，而被記錄下來的畫面，都將成為還原歷史的證據。
《緬甸日記》電影劇照／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劇照提供／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