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 2004 年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南韓導演朴贊郁的作品《原罪犯》，具有搶眼的風格處理、敘事上的機巧、執念至深的角色塑造，還有大膽挑戰倫常的故事。電影充斥暴戾、狂態，還有深深纏繞至萬縷千結的偏執色彩，除了對於韓國電影的直覺印象之外，《原罪犯》尚以一種閹割、自毀情結去震撼觀眾。
儘管尺度大膽，《原罪犯》對「性」的呈現方法，卻抱持極大程度的生理厭惡。當吳大秀終於從不見天日的旅館房間被釋放，他的心理狀態緊緊與復仇綁定，看不見生命中其他慾望：大秀生吞章魚、暴食煎餃，甚至是與美度性交，我們卻感受到這一切僅做為反派李宇鎮復仇計畫的一環存在，而「長青」李宇鎮是無性的，他鍛鍊自己，讓自己一塵不染，穿戴防毒面具躺在大秀與美度的床上。自始至終，當慾望發生，禁慾的幽靈就在背後窺視（註1）。《原罪犯》連貫地提醒觀眾，慾望是如何折磨著劇中人。
然而，追根究柢，為何慾望是可怕的？這部電影究竟是用甚麼東西觸犯到我們的敏感神經？有甚麼問題在我們看完它的當下浮現於腦海中，卻又被我們擦去？直到千百年後，我們又會不會再被同一個問題困擾？不明所以時，我們是否會重新想起電影中第一具從高樓墜下的屍體？我們從未得知他的死因，這是《原罪犯》令人戰慄的不安因素。
《原罪犯》改編自日本漫畫《鐵漢強龍》，漫畫日文原名為「オールド・ボーイ」，即片假名書寫之「Old Boy」音譯。片名「Old Boy」有時被直譯為「老男孩」，然而先不論某些詮釋的可能性，「Old Boy」的故事是為兩個「校友」之間的關係，復仇者「長青」（Evergreen）化名來自湘陸高中的「長青校友」。生命中的一段早期經驗決定了兩個男性的關係、他們的互斥、他們必須展開的貓抓老鼠……。
原著漫畫的特點來自主角與反派針對復仇動機所展開的懸念推演，朴贊郁取用故事架構，卻更改關鍵情節，在其中加入希臘神話概念，透過弒父娶母的伊底帕斯（Oedipus）來為主角吳大秀（Oh Dae-su）命名。並且讓李宇鎮對吳大秀的復仇，成為一場對於其青少年時期悲劇的重演。在違反倫常的禁忌戀愛中，李宇鎮與姐姐的愛，因為吳大秀的意外窺視，致使戀情面臨無法容於社會的悲劇性發展。「你們也能做到嗎？」兩個青少年在違反社會常理的情境中去「愛」，卻換來死亡的代價，這個道德懲罰有多荒謬，李宇鎮就用同等荒謬的執著與資源，去迫使吳大秀走入相同情境。
但是，《原罪犯》讓人戰慄的結局恐怕不只是來自於這個「重演悲劇」在復仇層面上的病態意義，而是吳大秀得知真相之後的慌亂與驚恐。他從憤怒、無助、威嚇，到求饒，發狂似地唱起湘陸高中的「校友」歌。他最後的自我閹割交換的唯一條件是保留這個秘密，不讓美度知道。吳大秀對於美度的愛情沒有因為得知真相而作噁、消滅，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故事結局吳大秀的選擇得知，但他依然不敢揭發這個秘密。
十五年前壓倒李宇鎮姊弟的悲劇，在於兩個青少年無法承擔他們的愛情所衍伸的災難性力量；十五年後的吳大秀擔心的又是甚麼？為什麼他寧可剝奪美度得知真相的權利、並且用催眠將自己的思緒清空為接近植物人的狀態，來維繫這段愛情，而不是面對真相？這個疑問帶我們回到整齣悲劇的邏輯推演過程──從電影最開頭處，墜樓的男子與甫獲新生的吳大秀相遇時，拋出一句提問：「即便我比禽獸還不如，難道我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大秀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於是男子墜樓身亡。
悲劇注重邏輯，在一連串事件中推演出一個必然結果，如同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的論述，悲劇著重段落之間維繫著概然或必然的關聯。或許我們能夠理解《原罪犯》開頭的男子墜樓之際，也已經在邏輯鏈中扣上了吳大秀的悲劇之路。吳大秀最後打動催眠師的提問來自同一句發話：「即便我比禽獸還不如，難道我就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儘管觀眾不會看見吳大秀是如何離開建築物，並提筆寫下長信之間的心路歷程，但從他以這句話為他的悲劇故事收尾，我們或許能夠理解《原罪犯》中，吳大秀的旅程，就是他從對這個提問漠不關心的電影最初、一路走到他真切理解這個提問重要性的電影最末。
沒有人在詢問李宇鎮為什麼會愛上自己的姐姐，但不論吳大秀愛上美度的原因僅僅是催眠效果（註2），或是他們之間的性欲求、戀情與吳大秀觀看相簿時受到震撼的父女羈絆可以同時存在，我們都發現讓李宇鎮自述「失去復仇樂趣」的一部分因素，來自於他無法完整複製年少悲劇予吳大秀。吳大秀對違反倫常的恐懼感壓倒一切，以至於他無法同時接受自己對美度的父女認知，甚至也無法割捨他與美度之間的戀人情感。
對於違反倫常的恐懼似乎緊緊鎖在吳大秀思想的深處。如果我們是用獵奇的眼光在看待劇本中所描寫的，催眠師能夠用簡單敘述讓人精神迷亂的設定，或許我們也必須思考讓吳大秀不惜剪舌、喪志也要消滅真相的狂亂反應背後，表現的是哪個層次的真實。中國學者方剛曾經針對少數願意接受訪問的「親屬性關係」當事人進行訪談，其研究可能可以意外對照出電影故事呈現的情境。方剛注意到其中一位受訪者，係在認知到社會對於「亂倫」的看法之後，才對於自己的行為陷入強大的內咎與自責中，並進一步推論，「讓人出現問題的不是行為本身，而是我們對行為的界定，是社會的亂倫禁忌的性腳本及其對違反這一腳本的行為的懲罰」（註3）。
為了避免混淆，此處應該標註的另一個重點為，「亂倫」常與年長者對於幼童的性侵犯行（犯罪者通常為父親或祖父）綁定討論，《原罪犯》中的「亂倫」卻發生在一對雙方皆已成年的父女，與另一對權力關係不至於有巨大落差的姊弟之間。討論這個故事中的愛情是否成立，既不能，也無意為發生在家庭內、家庭外的任何妨害性自主犯罪開脫。
回到故事文本，吳大秀的悲劇建立在墮落、掙扎，與矛盾上──唾棄真相，又同時無法割捨愛意。在追求「活下去的權利」之前，他先認同了自己是「比禽獸還不如」的存在。不論是吳大秀或李宇鎮，這兩對悲劇都建立在相當程度的荒謬中，李宇鎮將罪責全數歸於散布傳言的大秀，而對輿論壓力本身沒有看法；吳大秀則將自己的心智還原成童稚狀態，驅逐了「禽獸」之後，才終於得見天光。身為一個觀眾，我很難確定我的想法：他們究竟犯下多嚴重的罪，以致於只能在死胡同中互相罪責對方、罪責自己？
現在，看到開頭墜下的那具屍體，我仍然無法不去想他。他也認定自己「比禽獸還不如」，並且放棄了「活下去的權利」。讓我毛骨悚然的是我一無所知，所以，他又做了甚麼？
「現在我要跟你說我的故事，為什麼我想尋死的理由，嘿。」悲劇沒有意外。吳大秀沒聽答案就逕自走下天臺。幾分鐘後，一具屍體會在大秀身後墜下，而吳大秀就此正式踏上旅程。
註釋：
- 在一篇《Ikonen》雜誌進行的專訪中，朴贊郁提到他以瑜珈姿勢表現李宇鎮的神聖特性。當李宇鎮戴著耳機，以高難度的瑜珈姿勢表現他內心的莊嚴，朴贊郁認為，冥想常為一種顯見的方法去表現淨空心境與清除慾望。
- 在劇本呈現中，儘管我們必須考慮李鎮宇對吳大秀的說詞慣常帶有欺瞞與惡意，但他依然在劇本尾段暗示，僅靠催眠不足以建立起大秀與美度的愛情關係。
- 可參考〈親屬性行為者性腳本的建構與權力關係的質性研究〉／方剛，刊載於《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於 2010 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