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蕭山克監獄的故事，與《刺激1995》

在史蒂芬．金的故事世界中，發生過一段這樣的對話：1974 年夏天，一位德國老人與一位 13 歲的美國小孩坐在屋中，老人是一名納粹黨戰犯，二戰過後顛沛流離地在各國逃亡、躲避審判，最後落腳於美國，卻不幸地被一名平凡無奇，只是剛好看過雜誌上照片的美國小孩指認出來。

為了安撫這個對納粹有異樣興趣的少年，老人向他解釋過往的經歷，包括他得以維生的方式：一些優質股票的股息。這些股票是他在戰後利用假名，向一間緬因州的銀行所購買的，他記得經手的銀行家選股眼光精準，卻在一年後因為殺妻而入獄。「顯然他殺妻的本事遠不及他選股的眼光，小鬼。這種犯罪的衝動只證明了所有人都只不過是識字的笨驢」，老人這樣對小孩說，語帶挖苦。

上述這段插曲出自金的短篇故事〈納粹追凶〉（Apt Pupil），收錄在他的中篇小說集《四季奇譚》（Different Seasons，1982）中。之後，〈納粹追凶〉被改編成同名電影《誰在跟我玩遊戲》（Apt Pupil，1998），由伊恩．麥克連爵士主演故事中衰老卻冷血的納粹殘黨。但是，儘管這位年邁納粹再怎麼心思縝密，他都沒有料到那位幫他買股票的殺妻銀行家安迪．杜佛尼，之後度過了一段相當不可思議的人生旅程。

電影《刺激 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的原著亦出自《四季奇譚》，篇名為〈麗塔海華絲與蕭山克監獄的救贖〉（註1）（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這部電影由 Frank Darabont 執導，提姆．羅賓斯與摩根．費里曼主演，描述一位因謀殺妻子與情夫而入獄的年輕銀行家，結識獄中一位有能力流通各種違禁品的萬事通之後，發生在他們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友誼故事。

《刺激 1995》在 1994 年上映，直至今日，它在影迷傳頌的力量下成為當今影史上最熱門的通俗經典。2020 年，它重回台灣大銀幕放映，重新進入戲院觀賞《刺激 1995》讓我好奇，甚麼原因使得它這麼好？正如史蒂芬．金本人的通俗文學長期被相對嚴肅的文學界嫌惡，《刺激 1995》或許也要面臨同樣的問題──它可能太過煽情，太過通俗，甚至訊息太過直白。然而，為甚麼它能如此打動人心？

我相信史蒂芬．金的原著中已經顯露許多答案，電影成品的許多形象，都是原著稀釋之後的結果。對照原著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電影改編的缺憾與成功之處。

〈麗塔海華絲與蕭山克監獄的救贖〉談論的是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讓人津津樂道的一個原著與電影差異之處是，小說選擇在瑞德隻身前往芝華塔尼歐的旅程開始時做收尾：瑞德期望能在那裡找到安迪、與他的老友握手、見到夢中蔚藍的太平洋⋯⋯故事在這樣的期望中停止，而沒有讓我們看到兩人實際在沙灘上相會的景象。這個斷點更大程度地呼應安迪的說法：希望是好的，或許是最好的，而且它永不消逝。某種意義上，它也給我們另一種角度去理解電影中有些夢幻的結局。

先從缺憾開始解釋。要描繪這個看來相當抽象的主題，金把故事擺進重刑犯黑獄中，他讓這個故事顯現出較高的痛苦與道德複雜性，有些甚至是被電影淡化了。從角色認同開始，金設下的門檻就有不少被 Frank Darabont 解除，在原著故事前段，有些許篇幅在介紹這些重刑犯曾經犯下的過錯，篇幅不長，但足以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獄中有犯人因為強姦小女孩入獄，有犯人是暴戾並槍殺多人的銀行悍匪；上吊自殺的布魯克斯曾在賭博失利後殺死妻女，故事的主要敘事者瑞德則在年輕時因為與岳父相處不順，動念詐領保險金後殺死妻子與另外兩名無辜鄰居。

瑞德在電影中第三次假釋會議的自白聽來擲地有聲，讓人動容。但在電影中，一切的犯人形象大多被「在蕭山克，每個人都是無辜的」這句帶有現實色彩的幽默解嘲來包裹式處理；儘管觀眾都知道他們不是無辜的，但犯人們看來確實相對無害，至少瑞德身旁的好哥們似乎都是我們願意在周五晚上跟隨他們去酒吧喝兩杯的對象。這種形象讓電影中的友誼關係顯得更溫暖而緊密，並且對照了冰冷的體制與外在社會。但我們在這裡失去一定程度的道德探索空間：觀眾是否真的願意接受一群實際的罪人重獲新生？如果我們知道眼前的犯人是戀童犯罪者與殺人犯，是否還願意為他們垂淚？

另外一處差異是，安迪的形象在原著中也相較現實複雜。在原著，瑞德與安迪前期的關係相對疏遠，讀者捕捉這個角色的方式也更多來自瑞德的資訊拼湊。讀者曾經被暗示，強暴安迪的「姊妹」之所以會被私刑處理，或許是安迪花錢買通警衛與打手來下陰手。更有趣的面向來自故事中後段，安迪經手監獄財政的段落，我們會更大程度地感受到安迪就是典獄長諾頓的師爺，他一手成立了諾頓的黑金王國，並用以交換圖書館與單人牢房。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助紂為虐的黑錢帳簿手安迪、樂於幫助獄友的圖書館創建者安迪，哪個才是真正的他？又或者兩者兼是？我相信在〈麗塔海華絲與蕭山克監獄的救贖〉當中，有一個關鍵的訊息是道德立場的搖擺，安迪與瑞德都要嘗試妥協，圖書館的每一本新書都是透過安迪向典獄長提供髒錢與犯罪諮商所換來的。我們必須要接受生活中這些不夠理想的部分（註2）──他可以同時具有兩種身分，然後嘗試繼續往前走。

然而，回到電影端，我並不認為找出這些異同，使我不欣賞《刺激 1995》的最終成果。Frank Darabont 的工作很大程度在於削去一些不確定性，去讓原先已經堪稱直白的通俗原著顯得更明確。前述關於「芝華塔尼歐重逢」的案例或許是其中之一（註3），羅傑．狄金斯拍攝的美麗太平洋海岸、湯瑪斯．紐曼的動人樂章，都提供給坐在戲院裡的觀眾一個終極安慰，彷彿前段所有的陰霾都能一掃而空，樂園確實存在，只要懷抱信念就有機會抵達。除此之外，Frank Darabont 還做得更多。

安迪的形象在電影中顯得更為正面，除了削去一些前述的現實色彩之外，提姆．羅賓斯的表演也給予原著故事中透過側寫還原的角色更多人性化的面向。他跟其他獄友之間的關係，在影像上的呈現看來更緊密；原著故事中我們大多要透過瑞德的描繪去理解安迪，甚至連瑞德本人都會再三強調，他對安迪的知悉相當有限，因為安迪幾乎不對任何人透露秘密，瑞德因此必須要透過各種旁敲側擊去還原故事的全貌。

我們可以舉許多例子來說明，但簡言之，電影大幅度加強了故事的戲劇性，這是電影能夠達到它普世性與通俗傳播的一大優勢。諾頓典獄長最後報應式的自戕、有妻室的湯米悲劇性遭到獄方謀殺（註4）⋯⋯等等，都是 Darabont 新增的橋段。電影的關鍵橋段：安迪在雨中的救贖，也被歸於一個絕對的原因，就是他抱持希望的意志，這讓他最後奔向自由的景象看來如此震撼人心。

在原著故事中，這些情節大多較為曖昧或具不確定性，瑞德就曾經開玩笑提到，安迪很有可能在爬過五個橄欖球場長度的下水道之後，發現下水道的盡頭裝有數枝鐵欄杆，這會是個相當殘酷的黑色幽默。身為一個重刑犯，安迪無法掌握的因素其實有許多，但電影幾乎將這些疑慮一掃而空，讓故事化為一個非常簡單、乾淨的口述傳奇。它達到傳統好萊塢電影的一種期望：提供訊息、釋放觀眾的焦慮感。

Frank Darabont 在故事結構上使用的排比，也是對電影敘事有意義的工法。觀眾可以注意到瑞德的三次假釋會見發生在電影的開頭、半場，與結尾。儘管原著中的瑞德明確意識到，他最終會獲得假釋只是因為自己被關得夠久，太過年邁以至於無法再作奸犯科，但電影卻讓這種對比成為一種對瑞德心境轉變的暗示。當他不適合直白地以獨白解釋自己被安迪影響，假釋會見時的心態差異就成為一種有力的鋪排。自然而然地，「Brooks was here, So was Red」也達成類似的效果。

最後，我必須說，我相信《刺激 1995》提供的訊息是傑出的，且很難真正過時。它批判那些認為自己的信念永遠應處於不敗之地的優越者，並且還原一個懷抱信仰的人，他對於自由與希望的信心，讓他能在終局找到他的天堂，並且鼓舞他人也走上各自的路。如果破除教義或規則的枷鎖，這或許就是我們可以從信仰的概念中理解到的最基礎訊息。電影對於這個故事概念提供非常有效的影音處理，或許不是開創性的，然而是有效的。

自由與希望，每個人都值得這樣過活。我想再引述一段〈麗塔海華絲與蕭山克監獄的救贖〉原文中非常美麗的描寫：當安迪在屋頂上對抗獄警，為他的獄友們贏得一些啤酒，瑞德回憶，那天在屋頂上工作的囚犯只有大多十人，但是，不知道出自甚麼原因，當人們再談起安迪坐在角落的奇異微笑與愜意姿態，很多人都宣稱自己那天也在那個屋頂上。在事件發生的數年之後，有幾百個人都這樣宣稱：他們曾經在屋頂上，與安迪一起共享自由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