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橘貓
在七歲那年，諾蘭去戲院觀看《星際大戰四部曲：曙光乍現》（Star Wars Episode IV: A New Hope），這次經驗打開他進入電影世界的第一道門，也讓他從此成為一名星戰粉絲。有趣的是，在同一年，因為《星際大戰》掀起的科幻熱潮，也讓名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的經典作品《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在英國重新上映，諾蘭在父親的帶領下進入戲院，經歷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科幻思維。
談論起這部影響他甚鉅的科幻電影，他曾說：「在七歲的那個當下，我不在乎如何理解《2001太空漫遊》，只是純粹地享受那個將我帶往另一個世界的非凡體驗。」對一個七歲的兒童來講，電影的知性水平並不會干擾觀影體驗，在那當下，「純粹地感受電影」是一個孩子的本能。「在那個時候，我跟我的孩童朋友們都會一起坐下來，聊聊《2001太空漫遊》到底在說甚麼。」他說。
童年時期，諾蘭開始在芝加哥郊區拍攝小型的停格影片，內容包括一些動作元素和鄰郊的兒童們。八歲的時候，他向父親借用當時流行的超八攝影機（Super 8）拍電影，這些早期的童年經驗，顯現他對創作的熱情。
「在我生命中，有一部分最早的記憶就是關於我哥哥拍的那些停格影片，我總是在旁邊拜託他也讓我加入！」他的弟弟、也是後來長期合作的編劇夥伴強納森．諾蘭（Jonathan Nolan）曾經在一篇訪談中回憶道：「在所有我認識的人之中，只有我哥哥實踐了自己在八歲時的理想。很高興他現在變得如此知名，但就算有天他的運氣全數用盡了，我想他依然會繼續拍攝電影，持續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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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快轉到1997年，諾蘭剛畢業於倫敦大學學院英國文學系，並與他未來的妻子艾瑪．湯瑪斯（Emma Thomas）合作，拍攝他的第三部短片《Doodlebug》。這部全長只有三分鐘的短片，描述一個心神不寧的男人，在房間內尋找一隻潛藏的怪蟲，經過一連串的追逐，他終於在房間角落揭開怪蟲的真面目，卻渾然不覺這將帶來恐怖的後果。
在這部作品裡，已經可以看見諾蘭往後反覆強調的主題：莫名的偏執，環環相扣的敘事，還有一層如迷霧般無法探清的宿命觀。《Doodlebug》展示了焦慮男子身處的世界、他正在追趕的怪蟲、位於他頭上的上位力量，三個空間連成一線，像是俄羅斯娃娃一樣形成一套自有的邏輯，無限延伸電影中的世界觀。
從英國文學系的背景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文學」如何灌溉諾蘭身為電影創作人所需要的藝術養分。他曾提到自己深受英國小說家格拉漢姆．史威夫特（Graham Swift）的著作《水世界》（Waterland）影響，史威夫特在作品中使用的非線性敘事令他深深著迷，並從中獲得啟發——儘管線性敘事的規範被打破了，故事依然可以清晰一致，並充滿趣味。
這種打破傳統直線敘事的思維，在他往後的作品中接連出現。在1998年，諾蘭與《Doodlebug》的演員 Jeremy Theobald 持續合作，執導第一部劇情長片《Following》，並被獨立片商 Newmarket Films 相中，出資贊助他完成第二部劇情長片——諾蘭的驚世作品《記憶拚圖》，由弟弟強納森．諾蘭發想故事，並獲得了2001年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提名。
在《記憶拼圖》之後，名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察覺這位年輕導演的才華，並將他引入好萊塢一線片廠。索德柏高度肯定諾蘭對概念的掌握與出色的執行能力，他曾說：「諾蘭知道如何帶領他的演員，引導他的攝影機，並且構築出一個故事。自私點說，這就是我會感興趣的那種電影。」
在當時，華納兄弟製片公司正在準備一個電影計畫，重拍1997年的挪威懸疑電影《Insomnia》，索德柏藉機向華納大力引薦這位初出茅蘆的年輕導演，這部作品之後由艾爾．帕西諾、羅賓．威廉斯、希拉蕊．史旺主演，改編成同名作《針鋒相對》（Insomnia），於2002年上映。諾蘭藉著《針鋒相對》，獲得票房大賣與影評盛讚的傑出成果，開啟他未來與華納長期的合作關係，也證實了索德柏的觀點與識人之明。
從諾蘭早期的創作中，我們可以看見相近的偏執、悲傷、迷惘與道德焦慮：《Following》的主角無法自拔地闖入陌生人的世界，直到一連串事件反噬他的生命；《記憶拼圖》的失憶男子發現復仇不是一個目標，而是自己人生的全部意義；《針鋒相對》的警探則在失眠壓力底下，慢慢喪失自己佔據的道德制高點。一直到之後的《頂尖對決》（The Prestige）、《全面啟動》（Inception）……等等，都能見到相近的故事概念。
諾蘭的故事主角們時常在追逐一個幻影，可能是兇案嫌疑人、是復仇對象、是競爭對手，觀眾與他們一起踏進這個世界，最後才發現主角活在偏執中無法自覺，所有追逐的目標，都在結局成為「追逐」本身。在他早期的作品中，觀眾沉迷於這些角色的形象，還有宛如迷宮的故事概念與敘事手法。而在之後的創作裡，諾蘭則慢慢轉變調性，開始帶領觀眾跟著角色一起從偏執中走出來，擁抱家人的柯柏與放下執念的布魯斯．韋恩，都讓我們看到諾蘭在故事思維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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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諾蘭電影的特色，除了以執念驅動的故事主題，與環環相扣的劇本設計，觀眾亦會在其宏大的影像格局中，想起他對膠捲攝影與實景拍攝的堅持。 在2002年，《星際大戰二部曲：複製人全面進攻》（Star Wars Episode II: Attack of the Clones）上映，這是當時的商業大作中，第一部以全數位攝影完成的作品。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彷彿親自吹響了戰爭的號角，向當時電影創作的主流「膠捲攝影」全面宣戰。這場戰爭從未止息，至今仍然喋喋不休。
時光飛逝，十數年後的今天，挾著輕便、便宜、易於作業的優勢，數位與膠捲的地位早已翻轉，以往人們質疑數位攝影的價值，現在則全然接受了膠捲即將被淘汰的事實。然而，諾蘭卻一反「數位化」的風潮，堅持以膠捲規格拍攝電影，成為支持膠捲、未曾妥協的最後幾位戰將之一。《全面進化》（Transcendence）的導演，同時也是長期與諾蘭合作的電影攝影師瓦利．費斯特（Wally Pfister）曾說：「我或許會是最後一個用膠捲拍攝電影的攝影師，而諾蘭就會是最後一個堅持用膠捲拍攝電影的導演。」諾蘭曾多次公開支持膠捲攝影，並認為 35mm 的膠捲攝影規格，以現今的數位科技仍然無法匹敵。
在2014年，諾蘭拍攝巨作《星際效應》（Interstellar），並選用了 35mm 的膠捲攝影，與 70mm 的 IMAX 攝影機進行拍攝。這是同等預算的商業大作中，鮮少出現的異軍，此舉自然造成戲院方的不滿，在市場需求的更替下，許多戲院早已撤換了早期放映膠捲拷貝的機台。然而，身為眼下最炙手可熱的導演之一，諾蘭依然擁有足夠的資源確保自己的堅持能夠暢行無阻，今年（2017）即將上映的新作《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就將繼續以 65mm 的膠捲規格攝影。
提到為何要堅持膠捲攝影、偏好實景拍攝而非進行後製，諾蘭曾經在好萊塢知名演員基努．李維（Keanu Reeves）監製的紀錄片《基努李維之數位任務》（Side by Side）中，提到一個有趣的比喻：「數位媒介給你的體驗，雖然誘人，但也相當空洞。就像是你從烤箱中端出柔軟的巧克力脆片餅乾，認為它是多麼地美妙，但是如果你把那些餅乾放了幾個月，你就會發覺那只是恐怖的化學脆片，並且用了惡劣的幻術來愚弄你。」幽默之餘，也可以看見他明確的表態。
撇開複雜的故事結構，諾蘭的電影本質是膠捲拍攝，大量實景，與基本的人性情感。從《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歌頌平凡、反英雄式的結局，到《全面啟動》裡頭「回歸現實」的情感訴求，諾蘭近期的作品雖然格局越來越大——《星際效應》、《敦克爾克大行動》皆然——卻愈發將故事本質回歸情感的核心，琢磨親情，探討生存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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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銳時期的一鳴驚人，到如今的創作堅持和沉穩內斂，在克里斯多夫．諾蘭的電影裡，我們脫離對視覺奇觀、明星陣容的無止盡追求，回過頭找回看電影時「感受一個故事」的初衷樂趣。或許也因為如此，他的下一步始終令人無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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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松，1995年生。
從事電影相關文字工作，評論、散文、訪談、電影介紹。國中開始撰寫部落格「橘貓．夜空」，發表電影觀後感想。持續藉由各式各樣的書寫方式，尋找自己與作品之間更深層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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