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掛咱已經遠行的臺灣人・白色恐怖記憶專題】我是屏東⼈，伊是阮的先輩——記葉秋木案

撰文／黃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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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佇高中的時陣，我開始搭校車上學。從萬丹警察局的站牌，搢入去（tsìnn ji̍p-khì）百褶之間，搖搖晃晃地開往屏東市區。熱天的時，隨著公車顛簸搖晃，鑿目的日頭光閃閃爍爍，學生囡仔成串成串地，曝曬青春時節的暈眩。

偶有幾次趕不上校車，我只能搭乘一般公車，在屏東電信局站下車，行經民生路與三角圓環，走過尚未開市的中央市場，穿行公園路抵仁愛路，才會抵達位在屏東公園正對面的屏東女中。更細漢的時，記得是在小學中年級，阿母也曾訓練我搭公車上學。

小學讀的仁愛國小，就在屏東女中隔壁，每每要進屏東市區，一定會經過電信局旁的三角圓環。若以三角圓環為交會處，這一條筆直橫亙於屏東市區的路，分成了好幾條名字，向後鄰近屏東夜市為復興路，向前朝屏東縣長官邸則為中正路，而佇立於交通樞紐的三角圓環，舊稱為三角公園，亦可稱作五條通。

沿著三角圓環，大多數的屏東人，生活起居攏發落於此。前行有屏東市區最早期的太平洋百貨公司，右轉大路傳統吃食與速食便餐一應俱全，左轉到底是死生交會的甬道，建立於 1737 年的阿猴媽祖大廟，與落成於 1913 年的屏東火車站。

大漢了後的阮，總會在某一個年紀，想欲逃離家鄉，去到更大的城市。

離開屏東的時陣，攏會經過的六塊厝。／影像提供：黃曦

我經常想起一件代誌，是小學五年級的一日放課。當時，搭公車只能用投錢的，或是在站牌旁向站務人員買票。在電信局旁賣票的大哥，總是穿著同一件舊衫，逐工規日神神，目頭結結。

伊定定看向天邊，無愛講話，我嘛毋敢佮伊做朋友。

現在想來，他到底是不是被留在家鄉，哪裡也去不了的人呢？在屏東長大的時陣，我經常感覺南方的日頭是過分明亮，生命的沉痾只能藏得更深，時間一長，偶爾就連訴說生命的苦難，也將成為一種面對春日的冒犯。

1987 年 7 月，臺灣正式解嚴。臺北導演楊德昌，開始籌劃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電影裡的瑞奇・尼爾森（Ricky Nelson）是時代青年的救贖與追逐。

節錄自《楊德昌電影筆記》一句：「影史最令人痛心的場景之一，小四於此和小明發生爭執，悲劇於此拍攝完成。」影迷朋友總以為楊導是在臺北拍牯嶺街，實際上電影是在屏東市圓環一帶，重新搭建他記憶裡的舊書攤。

然而，電影裡的時代悲劇，少年更標誌著一個禁閉時代——這座現已列為白色恐怖不義遺址的屏東市圓環，是少年殺人，更是時代殺人，少年壓抑的心緒與歷史禁錮的陰鬱在此秘密地疊合。

從阿猴火車站看出去，會看到楊德昌導演當時佇屏東住的旅館。／影像提供：黃曦

1947 年 2 月 27 日，台北因查緝私菸引發衝突，引起全島騷動。自國民黨大撤退到臺灣了後，隨著物價飛漲、貪腐橫行、軍紀敗壞，政權與民間的裂縫日益擴大，二二八事件並非朝夕之間的偶然。於騷動隔日，地方士紳、知識菁英與議會代表，在全島各地成立處理委員會，亦同時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

遠在臺北的火把，亦延燒至國境之南。時任的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隨召集市議員、青年學生與民眾，舉行市民大會，欲響應全島起義。3 月 4 日清晨，車站附近陸續衝突，民眾聚集在郵電局前抗議，萬丹鄉籍市民莊迎領青年與市民代表，向市長龔履端提出談判要求，分別為：交出市政府印信、軍警彈藥，並集中管理外省人。

下午時分，民眾占領屏東市政府和警察局，「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現址為中華路、公園路口之太平洋百貨的卸貨區）正式成立。

3 月 5 日下午，民眾群起圍攻憲兵隊，並於三角圓環一帶的中央旅社、仁愛路上的屏東女中，設置作戰、補給基地。隨後，憲兵隊逃竄至屏東機場，葉秋木等人前往談判未果，便展開機長爭奪戰。

機場攻防戰持續至 3 月 8 日中午時分，南下增援的軍隊進行大逮補，葉秋木、莊迎被列為屏東市的暴動主謀，後遭拖行遊街，最終予以槍殺。

屏東市圓環。／影像提供：黃曦

1947 年 3 月 9 日，葉秋木先後被割掉耳鼻與生殖器，隨即被押上三輪車示眾，據報導所稱，當時的遊行隊伍由銅鑼開道，蒼涼悽楚。葉秋木被槍決於三角圓環，莊迎被槍決於屏東市圓環，且家屬亦不得將遺體領回安葬。

有一說是葉秋木為居中協調者，亦有一說為煽動暴亂者。然而，葉秋木與莊迎之死，在恐懼中過分靜默，槍響交織熱氣蒸騰的溽暑，這一條再普通不過的街道，埋葬著以身體為祭品的歷史。

很長一段時間，葉秋木與莊迎的名字幾乎是消失的，「三四事件」、「屏東機場事件」也只存於家庭耳語與老邁的記憶裡，直到我出生前六年的 1992 年 2 月 28 日，第一座由政府官方斥資建造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於屏東公園（當時仍名為中山公園）。

後於 2015 年，，國家人權博物館陸續調查全台史蹟地點，後於 2017 年由總統蔡英文公布《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歷史遺址。」

隨著不義遺址的陸續考察、重新標示，那些曾經發生政治迫害與冤屈的場所，在我高三畢業那年的夏日，望見史明前輩在屏東公園的講唱了後，自此浮起一道奇異的疊影。抱著書本匆匆走過，在這一座城市長大，卻對傷痕一無所知的我，再次穿行於街巷之間，記住的已經不是中山經國復興仁愛路，而是葉秋木大道與莊迎大道。

屏東一隅。／影像提供：黃曦

【​記掛咱已經遠行的臺灣人】白色恐怖記憶專題／設計：顏采葳

新一代的臺灣青年，聽見「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時，第一件想起的代誌，可能會是滅火器發表在 2019 年的第五張專輯《無名英雄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的第一首同名歌曲。

若是要再次聽清這一句話，就必須回到 56 年前，1970 年 4 月 24 日。

當年轟動國際的刺蔣案，後來成為案上的歷史，而紀錄片《春雨424》（When the Spring Rain Falls，2025）其中一段，導演馮賢賢向黃文雄前輩問起，是否還記得刺蔣行動那日的天氣，黃文雄轉頭看向車窗外的綿綿陰雨，他說，那天的天氣也是這樣，春雨未停。

紐約廣場大飯店，掠過頭上 20 公分，子彈留在玻璃旋轉門上，蔣經國逃過一劫，黃文雄遭一票美國警察制伏，衝上來的鄭自才前輩（即鄭自財）被警棍打得頭破血流，兩人隨即被送往監獄「大墓」。

當黃文雄前輩遭壓制在地時，他欲掙扎起身，吶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無數的前輩活成臺灣的堅石，而這一輩的阮，也曾在街頭望見前輩佮阮坐在一起的身影。平凡或不平凡的青年男女，徛佇路邊等待天光，看一群為民主自由吶喊的人，予時代傷甲碎糊糊。

走到今日的臺灣，是有無數的受難者前輩，再無機會佮厝內的人、鬥陣的人、愛戀的臺灣閣見面，真濟的性命佮青春的夢，就恬恬徛佇海沙埔頂，等待猶閣少年的阮，一世人記掛，一世人講落去。

而專題名稱「記掛咱已經遠行的臺灣人」，使用「記掛」一詞，希望保留「掛念（khuà-liām）」的惦記之意，並同時呈現「記著（kì-tio̍h）」的記住之意，而能指認出「處理歷史（轉型正義）」的行動，是當我們面對記憶，並且為其哀悼之後，接著便必須思考，（歷史）記憶應當如何傳承，又該傳承什麼？

亦即，關於哀悼歷史的方式和形式，以及在哀悼之外更加重要的高度批判性與自我省思，才是在面對「處理歷史」的浩大工程之時，比起撩動觀眾情緒、留滯溫馨結局，更加重要的意義──因為歷史需要不斷地追回、辯證、補述，才能不斷地理解與尋思，，面向過去的殘垣斷壁，背向終極文明的未來。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