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漢斯黃／午夜影室
入圍今年奧斯卡三項大獎的《漂浪人生》為影壇罕見的「動畫紀錄片」，由丹麥導演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訪問化名好友阿敏，勾勒他自家鄉阿富汗喀布爾隨家人逃亡，流離至前蘇聯、愛沙尼亞及丹麥的遷徙故事。同時也敘述他身為同志摸索性向的歷程，如何於戰火紛亂、離散失所的成長背景下，逐步失去「自我」身份，絲絲入扣描繪難民求生步步為營的危恐心理狀態。
電影以「動畫」影像之虛構，輔佐阿敏的受訪音訊，再現那些於冷戰時代「被消失」的記錄，讓那些已沒有物證的歷史，藉由動畫浮上銀幕；動畫也游移於寫實與表現主義之間，具現記憶的不確定性，也與阿敏「被抹去」的真實人生相呼應。當他的回憶湧上心頭，身分透過不斷口述的歷史重新被建立，動畫影像也逐步清晰，揭開歷史、政治與社會所共謀掩埋的，是個人降服於體制而遺忘自我的真相，而也唯有確立自身，「漂浪人生」才得以定錨有所依歸。
｜被消失的國族真相，口述訪談、真實影像直戳歷史共業
電影以阿敏自述阿富汗喀布爾家鄉的回憶開場，片中呈現他身穿姊姊女裝，戴著耳機聆聽 80 年代流行金曲〈Take On Me〉，穿梭於歌舞昇平的大街之間，乍似享盡無所憂愁的童年。然而，當阿敏描述姊姊經常提及的父親，以飛官身份載乘姊姊，自己卻無福享受親子時光因為父親早已失蹤時，阿敏終止對話向訪問者（導演）表示，講述生平曲折慘絕故事並不容易，需要更多時間消化：「但我必須正視它，過去我無法擺脫，也擺脫不了。」
埋葬於阿敏內心深處的隱晦記憶，此後才自他口中吐露，其成長背景 1970 至 90 年代的阿富汗歷史，也因此被翻攪而出。自 1973 年親蘇聯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推翻王室，同年建立阿富汗共和國，致使國內親蘇、非親蘇派系紛亂不已；1979 年政治內鬥時，民間反政府、聖戰組織日益壯大，蘇聯藉此接受阿富汗政府請託入侵該國開啟戰爭，成為長達九年的「蘇阿戰爭」，自此之後阿富汗境內戰火不息，局勢動盪不安。
阿敏父親即在戰爭發生前，被認定為親蘇聯「共產份子」遭到非親蘇派清算，失蹤至今仍未知下落。戰火爆發以後，政府徵召男丁，阿敏哥哥亦險些入伍成為亡魂。此時，電影也揭露美國為抑制蘇聯，提供反政府的聖戰組織軍援，助長塔利班的勢力崛起，如今成為全球心頭大患，極為諷刺。1989 年蘇聯撤軍後，阿富汗內戰仍持續延燒，聖戰組織勢力日益強大，讓戰場波及喀布爾，致使阿敏一家選擇倉皇逃亡，攜家帶眷遷移至共產體制瓦解、唯一肯發簽證的俄國。
《漂浪人生》霎時成為冷戰時期鬥爭下的產物，致使阿富汗國內分裂的一大主因，即是美蘇於背後暗地操盤。阿敏作為「真聲」口述，以及動畫「虛影」呈現，讓此段浮於檯面底下的歷史重現，令人看清致使阿敏一家四散分離、家破人亡的原因，即是國際政治角力的共業。映照起電影開場，阿敏自述家的定義：「可以安身立命、長居久留、無需搬遷。」對戰火下成長的孩童是多麽難以企及的幻夢，也成為他此生必須面對與修煉的課題。
電影不論丹麥原名「Flugt」或英文譯名「Flee」皆有脫逃之意，明指阿敏顛沛流離的人生，藉由動畫審視他的「逃逸路徑」，而所揭示的歷史業障之負重，甚至有時連阿敏的眼光都已「逃離」，只能由真實的影像代為訴說，讓故事得以完整。
例如：電影以紀錄影像呈現阿敏離開家鄉，聖戰組織入侵喀布爾後，坦克車「壓人」的血腥景象，或者阿敏姊姊躲在貨櫃船內遣逃時，也使用真實檔案影像剪輯搭配。即使這些畫面都已脫離阿敏的回憶，但電影讓此等歷史真相躍然銀幕，逼使觀眾不得像阿敏般逃離，必須直視現實的苦難。導演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表示，穿插真實影像十分重要：「它在電影中成為關鍵點綴，因此你會一直被提醒，這是個真實故事。」
｜被抹去的真實身世，動畫以虛構影像瓦解「假人生」
2008 年的以色列電影《與巴席爾跳華爾滋》同以「動畫紀錄片」形式，呈現導演阿里福爾曼訪談好友、戰時同袍、心理諮商師，藉以回顧自身遺忘的戰爭創傷，重新審視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的慘痛歷史。電影以動畫穿插夢境、幻想模糊虛實，呈現許多錯置記憶，例如：戰火間的廢墟之城漂浮於海間的奇觀根本不存在，表現回憶的不可靠性，如同片中所述：「記住與遺忘之間的關鍵，則在於人自身的保護系統。記憶會讓你記得，但不會傷害你的回憶。」
《漂浪人生》也是主角阿敏審視自身記憶的旅程，片中動畫畫風隨他描述故事的語氣有所變化，明確堅定時畫面寫實清晰，遲疑猶豫則偏向「表現主義」，僅剩線條、缺乏顏色。如同原先他已忘記全家如何離開被警察緊盯的俄國，而後隨記憶甦醒，影像才變得豁然開朗。導演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説：「每當他開始談論他的創傷，或其他難以啟齒的事情時，我們會以更詩意、情緒化的方式呈現，進入他的情緒是動畫能做到的事情，用鏡頭則無法實現。」
電影開場不久，阿敏於房間翻找出剛移民至丹麥時的日記，卻稱現在已難以辨認當時寫下的逃難經歷：「我快忘光達利語（阿富汗官方語言之一）了，我竟然讀不懂我自己寫的字。」揭示他因被迫「漂流」已逐步失根，隨後娓娓道來離鄉背井後的故事：全家隱匿於俄國棲身處，躲避緝查警官，為與身在瑞典的大哥碰頭，秘密偷渡時遭遇人口販子恐嚇，遇上船難後又被送至愛沙尼亞難民營，再被遣返俄國，顯得整場逃難徒勞無功，更為阿敏與家人徒增恐懼與傷痕。
期間，阿敏家人無不為逃難付出代價，懷有病痛的母親恐水卻遇上船難，人在瑞典的大哥替家人籌錢工作而失掉女友，兩位姊姊逃難時險些被悶死於貨櫃船，二哥讓出逃難名額令阿敏得以先行啟程離開俄國，讓阿敏自述：「哥哥的美好前程與時俱灰，抛下他離開令我感到愧疚不已。」難民無端背負逃亡命運，若是不拋下家園前進，便隨時可能被現實與恐懼碾壓，只得不斷穿梭異地，捨棄根源身份，才得保有明天可以喘息苟存。
電影中後段，阿敏終於傾吐出深埋內心的痛苦：他背負家人期待，不惜依照人口販子提供的「假人生」範本，在海關面前描述自己全家身亡、徒步逃離阿富汗戰場，演出賺人熱淚的虛假戲碼，才能以難民身份入境丹麥。電影再度出現表現主義畫風，如恐懼般的黑暗身影逼使阿敏狂奔，一路拋棄原鄉、捨棄家人、遺失語言，不斷地逃離原有身份，讓「假人生」取代自己。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片中的心理諮商師曾對導演說：「記憶是動態的、是活的，如果某些細節遺忘了，記憶就用從未發生過的事，來補滿遺失的小空缺。」《漂浪人生》的阿敏並非典型解離性失憶症（Dissociative amnesia）「自動遺忘」，而是礙於現實與體制的緊迫，被迫丟掉回憶，就連日記記載的都是「假人生」，而終至透過紀錄片的訪談，以及在動畫的虛構影像間，重新找回被深埋的記憶，正如片中阿敏所說的：「我的身世直到現在才翻盤。」
｜自虛構流洩出真實，電影成為安放傷痛的樹洞
《漂浪人生》緊扣「脱逃」的主軸，講述阿富汗難民因戰火動亂逃離家園，阿敏與家人不惜捨棄尊嚴與身分只為求新生。然而，阿敏即使已身處自由世界，難民創傷始終如影隨形，致使他不願向家人出櫃，因為害怕失去他能獲得慰藉的親情；他與同性伴侶賈士柏仍有隔閡，因為害怕對方知道曲折身世後，會像前男友一般出賣自己，從關係中跳船；他不願搬入賈士柏的鄉間新宅，因為即使他不再是難民，內心仍漂泊不定難以安心成家，寧願遠走他鄉追逐學業。
不過在片中，阿敏便是藉由不斷向導演訴說回憶，審視生存所留予的傷痛，重新定錨自身身份，才找回屬於自己的人生，從構築出的謊言中解放，自故作堅強的偽裝間展示脆弱，真實情感終於流洩而出，如他在片尾對導演所述：「只有現在和你談論這些，我才意識到過去的艱辛，光是回憶就令人心痛。」
今年奪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在車上》，同樣描述著人的創傷與陰影，得以透過「藝術」獲得撫慰，如同片中主角重複飾演《凡尼亞舅舅》舞台劇，藉此紓解喪妻之痛；《漂浪人生》的阿敏也藉由電影的拍攝與製作，吐露千瘡百孔的流離回憶，所有內心的無助與畏懼，宛如找到電影這個樹洞得以安放。
《漂浪人生》也還予阿富汗喀布爾難民面目，他們不再僅是新聞片段裡被馬賽克的身影，而擁有紮實而真切的生活面貌；同時也殘酷揭面慣性被忽略的第三世界現實──身處第一世界的我們，如同阿敏被迫一再歸返過去，回顧冷戰國際情勢所殃及的戰事與流亡。
片中譏諷呈現阿敏一家偷渡時遇上船難，眾難民渴求途經的挪威郵輪能拯救他們，不料船上富有遊客僅是對準他們拍照，船員更是將他們遣送回與俄國友好的愛沙尼亞；移至愛沙尼亞難民營時，記者前來拍攝難民們困苦的生活環境，讓阿敏感到一線希望，但隨後發覺一切未有轉圜生機，才意識到：「他們只是來拍可憐難民，回到電視台作秀。」
面對《漂浪人生》此等負重的第三世界傷痛，我們或許曾是到此一遊的旅客袖手旁觀，或如冷眼的媒體般獵奇窺伺，但電影即是藉揉合動畫與紀錄之形式，讓我們看清嗜血或冷漠之外的故事，從微觀的個人歷程，遙指世界過去至當今的弊病，正如阿莫多瓦今年另部直視西班牙獨裁歷史的《平行母親》所述：「你最好想清楚你的過去，才能決定你未來要去哪。」
《漂浪人生》掀開冷戰被隱匿的歷史，以動畫令阿敏的流離在銀幕有所依歸，迫使我們審思當今戰火與疫情不止的「國際村」，生活遷徙模式異動劇烈之時，如何定義自身於世界的位置，從中安身立命。本片監製之一、巴基斯坦裔男星里茲阿邁德曾表示，電影訴說的故事看似遙遠，但背後課題其實相當普世：「無論我們是否為難民，人們都在尋找自己的歸屬之處。」
結局時，他終於搬入與愛人賈士柏的新宅，兩人走向後花園遙望美景時，畫面由動畫轉換為真實影像，現實中的花園於鏡頭前直接現身，象徵阿敏不再遁入虛構，無需堆起高牆保護傷痛，隱匿自己的身世來歷。「真實」瓦解了他的偽裝，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園近在眼前，寓示歸屬就在當下，兩人眺望的花園美景即是對未來的期許，生意盎然於電影裡生根滋長。
全文劇照提供：好威映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