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乃慧
《心之所歸》（A Fortunate Man）是一部 2018 年的丹麥電影，偶然地出現在我的 Netflix 觀看選單裡，點選它是因為那是一個無聊的午後，一張以北國雪山為背景，一對相互凝視的男女執手於黃緑山徑的電影海報吸引了我，非常阿爾卑斯山的浪漫情調，原以為是一片動人的愛情故事，但看完後才知道完全不是如此。電影中的語言丶演員的表達丶影像拍攝方式和熟悉的好萊塢風格截然不同，而另一張海報上陰鬱幽黯的男主角身影和片名恰成反諷和對比，暗示著這個「幸運兒」並不快樂。
這部電影雖然故事情節高潮疊起，讓人一路追完，看完後卻彷彿蒙上一層淡淡的愁緒，久久不能散去。這部電影有很豐富的文化宗教意涵，對於文化迥異如我們的東方觀眾並不容易了解，其實電影取材自 1917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丹麥作家亨利克．蓬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或譯龐陶普丹）最重要的作品 Luke-Per（Lucky Per），又譯為〈幸運者阿貝〉（註1）。這本小說也是 Pontoppidan 現今在台灣唯一的中文譯本，就立在我的書架上多年，記得曾經匆匆略讀，而今以不同的面貌再次相遇，頗感震撼。
這本小說在 2004 年被選入《丹麥文化經典》（Danish Culture Canon）中，被認為最能解釋 Pontoppidan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因為它完美地描述了丹麥的現代生活。我們台灣觀眾可能不能理解丹麥人有什麼特別，尤其面對著英德法等歐洲強國，他們如何看待自己？Pontoppidan 的小說讓我想起另一位和他同名的北歐作家：挪威的易卜生（Henrik Ibsen)，他們似乎有同屬斯堪的納維亞的強烈心理連結──丹麥和挪威都是小國，同處於歐洲邊緣的位子，面對英德法強權，常有既自傲又自卑的矛盾心態，他們自豪於自己的獨特文化，卻又不得不承認歐洲大國的巨大影響和自身文化的渺小。在電影中，主角彼爾曾經對他的猶太未婚妻雅各貝說過，他覺得他像一個地下的精靈（a Troll）偷偷地混進人間，因為無法忍受世間的陽光與溫熱，所以只好又回到原來的地下巢穴。這個地下精靈的意象在 Pontoppidan 書中原是雅各貝的想法，她不只比喻自己，也比喻了所有的丹麥人。Trolls 是斯堪的納維亞神話中長相醜陋、愛惡作劇又令人討厭的地精山怪，身形大小不一，有巨人也有侏儒，在北歐的商店常常可以看到各式山妖玩偶展示，古怪有趣。Trolls 山妖不僅在此書中出現，易卜生的名劇〈皮爾金〉也有一段主角在森林遭遇 Trolls 的情節，而 Pontoppidan 在此書中藉著雅各貝的口説將丹麥人比喻成 Trolls，她說：
Pontoppidan 用這些無法面對太陽的山妖嘲諷無法適應時代變遷的丹麥人。這些山怪異於常人，具有才華殊能，能夠聆聽小草生長和花朵嘆息的聲音，卻害怕溫暖與陽光，終究無法避免逃回陰黯地穴躲藏的命運。而當今的丹麥人也一樣，在科學改變世界的時候，他們惶恐不安，縱有獨特精緻的文化底蘊，卻懼怕改變，無法適應新時代，只願意眷戀陰冷的過去。
衝突與矛盾是故事的主題。電影起初便揭露主角與父親近乎絕裂的關係，當彼爾拿到哥本哈根大學獎學金要離家赴校時，非但沒有父親給予的祝福，反被詛咒，父親告訴他，他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因此他父親不給他任何金錢資助他的學業。接著他憤怒拒絕了父親傳家的懷錶，父親打了他耳光。乍看之下這似乎只是父子之間常見的誤解和爭執，其實不然，Pontoppidan 講述的是更大的文化議題，是 19 世紀的歐洲宗教和科學的對立，甚至基督教教義和世俗主義的衝突。在原著小說中，Pontoppidan 開宗明義便詳細地描述彼爾的成長過程如何使他特異獨行，電影卻完全略過。彼爾的西德尼爾斯家族原來是非常古老而有名望的宗教家庭，三百多年來，代代相傳為神職傳教牧師，他們堅守教義，傳播福音，絕大多數的成員隱居鄉下，拒絕世俗物質的誘惑，過著清貧虔誠的單調生活。彼爾的父親便是家族的典型，身為小鎮牧師，博學多識，但高傲權威，終身簡樸貧窮。彼爾的家風標舉家長至上，長幼有序，刻苦耐勞，嚴禁浪費等美德，除了彼爾以外，他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有著嚴謹勤樸，虔誠信仰上帝的家族遺傳。
基督教神學鄙视錢財的態度自有悠久歷史，其根基於聖俗二元論的神學預設，聖經中常引故事訓斥貪財的人，警示世人避開財物的誘惑，如〈馬太福音〉6－24曾説：「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你們不能又事奉神（God），又事奉財神（Mammon）。」中世紀的名僧聖芳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便視錢財如糞土，他深信貧窮能讓人更接近上帝，於是他放棄富裕的家產，而選擇終生貧窮如乞丐。芳濟各和他的隨眾致力於祈禱、勞力工作與傳播福音，堅持貧窮的生活方式，後來蔚為風潮，稱為「方濟運動」。彼爾的家族顯然就是來自這樣教派的傳承，堅持淸貧刻苦的人生哲學。
但是彼爾是家中的異類，Pontoppidan 在書中淸楚地講述原因。原來當彼爾出生時，正是父親忙於公務，母親身體衰弱之時，因此自小就放任他和鄰居樵夫和木材店裡的工人店員們一起嬉玩，因為常與這些庸人俗子為伍，也感染了他們對俗世物質享受的慾念和價值觀。求學時他好嬉戲玩樂，甚至痛恨起家境的貧窮，他寧願捱餓，也不願意在同學面前吃只塗一層薄奶油的三明治午餐，後來母親將他父親的舊牧師衣改製成彼爾的冬衣，他也因為布已老舊褪色而將其撕毀。
電影中彼爾一再地拒絕父親的懷錶贈物，突顯他堅持拒絕家族的宗教遺産和信仰。他處處表現他對基督教神學的痛恨，在哥本哈根的街頭他怒視突然出現的耶穌雕像，然後當他和雅各貝纏綿於絕美的山上時，卻因教堂鐘聲而暴怒發狂，甚至拾起石頭砸壞了立在山頭上的耶穌十字架像。正因為他父親討厭科學處處挑戰宗教，他特地選讀工程學科，以示與家族傳承的徹底絕裂。他自小厭惡基督教家庭的封閉和貧窮，終於成為一位拜金的異教徒，當他得知雅各貝是家中長女，將繼承豐厚的遺產時，他毫不遲疑甩開了在餐廳當女侍的女友，全力追求雅各貝。
因為雅各貝是猶太人，他們的婚約無法得到彼爾家族的祝福和承認。猶太教和基督教根本教義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尊祟基督教的聖經《舊約》外，對猶太人生活更具影響力的其實是另一部律法經典《塔木德》（Talmud），這本古籍近代因為猶太人在全球雄厚的經濟實力而引起很多人的興趣，甚至被稱為「猶太人的致富經典」。（註2）猶太人精於經商，全球聞名，他們對財富的態度和基督徒截然不同。猶太人認為金錢是上帝的禮物，讓我們購得快樂，因此賺錢是美德。 相反地，不努力消除貧窮，卻是不可寬恕的罪，因此人生於貧窮並無過錯，但是死於貧窮就是人生錯誤。猶太人過去歷史中長年在歐洲被基督徒鄙視壓迫，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猶太人善於經商，非常愛錢。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其中描述一個猶太高利貸者的卑鄙行徑，也說明歐洲基督徒對猶太人充滿偏見的刻板印象。
因為基督教和猶太教兩千年來的宿怨，雅各貝的猶太背景不見容於彼爾的基督教家庭，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是後來彼爾毀婚，另娶為他母親安葬的基督放牧師之女英格，他內心的轉折其實更是另一個重大文化信仰的議題。彼爾雖然自小就叛逆，背離基督教信仰，和雅各貝訂婚後，攀上社經地位的高峰，但是他內心並不快樂自在，當他得知母親死亡，他乘船伴隨母親的棺木回到故鄉，在母親的葬禮後，夜裡手握父親的懷錶而輾轉難眠。在清晨他遇到了牧師，他向牧師哭泣地告解，透露了其實他內心深處並不曾背棄過基督教信仰，他依然深信上帝的處罰和父親的咀咒。後來，他解除和雅各貝的婚約而與英格結婚，並非單純的愛情選擇，也意味著信仰的回歸。彼爾之所以追求雅各貝，電影和小說都清楚地告訴觀眾和讀者，是為了現實的金錢名位的緣故，在電影中和英格的婚姻來得很突然，但在小説中，Pontoppidan 用了相當的篇幅描述彼爾英格兩人戀愛的過程。不過，Pontoppidan 似乎更關心宗教信仰，彼爾與英格結婚不僅是因為愛情，更是人生價值的選擇。彼爾對基督教信仰的懷疑背棄，不是獨特的案例，他其實代表了啓蒙運動以來科學與宗教和世俗主義與基督教羲的衝突。彼爾最終放棄了雅各貝所代表的俗世的財富和名位，選擇回歸英格所代表的（家傳的）基督教精神，似乎是為他過去的背叛而贖罪，這時他成為聖經中所描述的回頭「浪子」或迷途羔羊的典型（the prodigal son），不再是異教徙，終於回到了他父親期待的基督徒生活。
當彼爾成為三個孩子的父親後，他並沒有快樂滿足於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決定離棄家庭而到邊遠的荒漠獨居，這又是一個巨大的人生轉折，也引起充滿爭議的解讀。電影導演 Bille August 更改了 Pontoppidan 原書中的故事情節，安排彼爾的牧師岳父有一天突然到他家，說明牧師已無法再供應他們一家的生活費用，要求彼爾必須負起養家的責任，這一幕是原著小說所沒有的。這個安排給彼爾的離去一個簡易的解釋：彼爾因為被要求賺錢養家而感到挫折，最後選擇索居於荒野。但這樣的安排卻很難解釋為何後來他存下來的錢不寄回家用，盡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反而捐給雅各貝的學校。
在 Pontoppidan 原著小說裡，彼爾在做這個人生抉擇前，曾經歷過一長串哲學丶神學的心理辯證過程。Pontoppidan 在書中描述英格是個絕色美女，年輕天真，信仰單純；而彼爾對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直充滿懷疑的，他甚至告訴英格他不相信有神，因為他四處尋找神，最後只找到他自己。（〈幸運者阿貝〉，頁 332）但他又不確定沒有神，因而懼怕被神處罰，這也是啓蒙運動以來，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很多知識份子共有的疑惑和痛苦。Pontoppidan 在書中提到彼爾有「遺傳自西德尼斯家族的心裡，留有中世紀修道士的形影。那種形影在他的內心裡越來越明顯，所以禁欲的生活形態和強烈的忍耐心，才不知不覺地對他產生吸引力。」（頁 281）彼爾又告訴英格：「也有人認為，不幸可能更⋯具有某種吸引力，⋯沼澤或是黑暗的森林卻…非常美麗。」（頁 332）這已勾畫了彼爾未來隱居生活的藍圖，彼爾最終接受北海偏僻沙丘道路管理工程師的工作，將妻與子留給一個富有可靠的朋友照顧，他深信惟有他的消失，他的家人才能夠真正幸福。
書中最後一章記載彼爾死後情事，從鄰人的回憶和他的日記看來，彼爾似乎真的找到他最終的幸福。他曾經告訴他的鄰人：「人類最高的幸福，就是讓本身完全意識到一一自己就是自己。這是不能虛偽做作的。所以這種幸福，只有自己本身才能完全明白。」（頁 428）據鄰人描述，在彼爾臨終時，伴著掛在牆壁父親的懷錶，經歷著身體癌症的苦痛，卻感到深度的快樂。彼爾在荒地的最後人生，就是實踐基督教獨修隱士的典範。基督教的隱士修道歷史起源自三世紀，而大聖安東尼（St. Anthony the Great）便被視為基督徒隱修生活的先驅，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領袖。他們主張要輕視肉身才能保全靈魂，他們對付罪惡的方法就是多默想自己的罪惡跟神的審判。他們還主張獨修，他們認為唯有長時間的安靜獨處，才能深刻地看見心裡的黑暗，才能更接近神。彼爾最後的生命正是實踐這種基督教的修道精神。
雅各貝的墮胎和雅各貝到荒漠會見彼爾兩段事件，原是小說沒有的情節，導演 Bille August 將原著作了很大的更改。在原書中，雅各貝原是決心生下小孩，獨力撫養，但後來嬰兒卻在生產過程中死亡。因為對這未曾謀面的孩子的思念，她決定用她所有的財產蓋一間學校，提供窮苦小孩的教育和食物。彼爾至死都不曾與她聯絡，但死後留下遺囑，在英格和小孩同意下，將在荒地工作所得積成一筆不小的財富，由彼爾的兩個哥哥代為捐贈給雅各貝的學校。Pontoppidan 在最後一章強調彼爾在鄰人眼中是個幸福快樂的人，似乎回到書名主旨，給予「幸運者」一個新的哲學詮釋。另外，在書中當雅各貝接受了彼爾的捐贈，她告訴彼爾的哥哥：「認識阿貝（彼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他讓我嚐受的歡喜和悲哀，使我的人生得以真正地充實。」（頁 347）彼爾和雅各貝似乎都在各自的人生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在助人的奉獻中尋得幸福，儘管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教義有許多不同，Pontoppidan 似乎努力為兩個宗教尋求了和解之路。
全文劇照來源：IMDb
註解：
- 《諾貝爾文學獎選集：1917 龐濤普丹 18》台北：環華百科出版社。
- 見《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1000 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佛蘭克．赫爾原著，徐世明譯，台北：智言館，2014。
❈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系 退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