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沅綦
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1935 年 9 月，德國通過《帝國公民法》與《保護德國血統和榮譽法》。兩者合稱「紐倫堡法案」，該法案直接以血緣為基準，重新界定公民資格：唯具德意志血統者，方能成為德國公民；猶太人則完全被排除於政治共同體之外。「猶太（人）」自此因律法之實踐，而被迫成為可經判別、分類，且必須清楚的血統標記──將「紐倫堡法案」視為納粹進行種族迫害，並將其全面制度化、法理化的重要法源之一，並不為過──它為組織性地迫害猶太人，提供具備政府授權的執行依據，更鋪下日後「最終解決方案」的血路。
納粹德國以法律為名、推動種族滅絕，無疑構成對法律本身，最為澈底的褻瀆。二戰結束之際，面對納粹德國難以窮盡的罪愆，同盟國並未採取即刻處決的捷徑，而是選擇經由公開程序、確立其罪責，也就是後來於紐倫堡成立的國際軍事法庭，史稱「紐倫堡大審」。此抉擇的深意在於，倘若納粹暴行象徵著文明的澈底崩塌，戰後秩序便萬般不得以同樣的野蠻行徑，進行同等的「報復」。是以，法律在此重新推向劃開新歷史的象徵意義，更被賦予了重建戰後文明之道德正當性的典範期待。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由詹姆斯．范德比爾特（James Vanderbilt）執導的《紐倫堡》（Nuremberg，2025），即是在如此時代背景拉開序幕。電影一方面流露出對審判、程序與法庭建制的古典信念，深信其仍具備對抗罪惡的啟蒙力量；另一方面卻也洞悉這場審判之本質，仍是建立在由戰勝國所主導，夾雜政治博弈與宣示目的的歷史劇場。
導演巧妙借用好萊塢法庭片與心理驚悚片的雙重框架，將「法律如何對抗（罪）惡」的宏大命題，凝練為兩條交織並進的敘事辯證。其一是美國陸軍精神科軍醫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在對戰犯進行心理評估時，逐步逼視「邪惡未必源自瘋狂」的平庸本質；其二是美國大法官勞勃．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在國際政治裂痕與法庭攻防之間，試圖以程序正義，奠定戰後世界新秩序的合法性基石。
全片最具戲劇張力之處，莫過於被希特勒指定為接班人，因此深具象徵性和戰略意義的首要被告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與軍醫凱利之間來回交鋒的答辯。導演並未將戈林簡化為面目可憎的怪物，而是將其塑造為集魅力、修辭天賦與操控慾望於一身的表演者。狹蹙的牆面、低限的光源與逼近的構圖，凱利與戈林的對話呈現出令人窒息的壓迫感，隨著鏡頭在兩人的視角間切換，不僅揭示醫生對戰犯的病理剖析，更捕捉下凱利如何被戈林所牽引。反向拉扯、牽引的暗流。這正解釋了導演何以最初將本片構想為驚悚類型，甚至在牢房對手戲中隱約召喚出《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般的密室心理攻防。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密室的心理攻防，在牢房的對手戲中尤為突出，而相較於放大心理效果的狹窄牢房，法庭場景則呈現出對公眾可見之真實歷史的再現。電影依循真實檔案的資料，幾乎是等比例地重建「600 號法庭」與監獄空間，然而其所呈現出的真實感，更源於大量參考了歷史資料。比如，電影劇本以傑克．艾爾－海（Jack El-Hai）的紀實著作《納粹與精神科醫生》（The Nazi and the Psychiatrist，2014）著作、凱利醫生的回憶錄《紐倫堡的 22 個囚室》（22 Cells in Nuremberg，1947）為敘事底本，並大量參考真實法庭影像，以及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所保存的紐倫堡大審逐字稿。
在一定程度上，電影精準地重現了傑克森與戈林的真實攻防。透過官方文件、回憶錄與影像檔案所建立起的互文性，賦予《紐倫堡》足以作為可被大眾所接受的主流敘事。不過，為了降低觀眾在參與議題時的門檻，電影也選擇將長達一年的審判，以及其中複雜的多國政治角力、法律協商，收束為兼具制度與心理的雙線結構。
於是，龐大的歷史事件被改造為凱利與戈林的心理對峙，以及傑克森如何在法庭擊潰戈林的戲劇懸念。古典法庭片與心理驚悚片的類型融合，雖讓歷史變得易於理解，且富有情感張力，卻也可能讓歷史失去真實的張力。比如，片中諸多為服務於戲劇性而進行的改動，如凱利與另一名軍醫的衝突被強化、凱利在戈林上證人席時已離開紐倫堡，共同將這場涉及國際法與重建戰後秩序的大審判，形塑成以個人意志之交鋒為核心的道德劇。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歷史的壓縮也反映在兩條支線的合併上，將權力博弈簡化為程序正義的勝利，亦對受害者與倖存者的主體性著墨有限，且相對淡化了蘇聯、法國等檢方的政治位置。電影雖借戈林之口，提出了「勝者正義」的質疑，卻也未以其動搖法庭的正當性。因此，《紐倫堡》更接近呈現「國際法如何被想像」的電影，它將罪惡拉進法庭，並將具有複雜向度的歷史梳理成可經陳述、裁決的流暢敘事，的確具備著主流歷史片的教育功能，其立意更在於「相信法律仍能對抗暴力」，但也因太過快速地將辯證過程轉化為正義意志之實現，而未能充分關注審判同時也為權力展演、政治劇場與歷史奇觀的曖昧地帶。
而這樣的盲點在片末便更為顯著，此作最危險（且觀眾也必須深思）的選擇，便是在片末放進集中營的真實歷史影像。當這段曾為「紐倫堡大審」時的法庭證據（一部紀錄片）出現在電影裡，此前精心鋪陳的心理對戲、法庭攻防與表演節奏，便將瞬間被真實的歷史重量給中斷。是以，我們便可從中知悉，此作既仰賴好萊塢敘事所提供的可讀性，卻又必須透過真實的檔案影像，使其成為不可被質疑的「證詞」，阻止歷史成為一場有頭有尾的、流暢且完整的道德劇場。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在劇情電影中置入真實歷史的影像檔案，本身需要承擔極高的倫理風險。它能賦予虛構敘事歷史的重量，卻也可能淪為堆疊戲劇高潮的工具，而本片的複雜之處在於兩者兼備。亦即，導演並未重演暴行，亦未以配樂、剪接強化戲劇效果，而是選擇以克制的形式，保留原始旁白呈現。然而，這份克制無法掩蓋「再詮釋」的事實。也就是說，當影像被精心地編排於凱利和戈林的心理對峙後，此段落便將成為全片之情感與倫理結構的轉折點。
從歷史脈絡來看，「紐倫堡大審」的確將紀錄片《納粹集中營》（Nazi Concentration Camps，1945）作為證據、在法庭上放映，此舉也成為影像進入司法程序的轉折，於是當一部劇情電影重新引用這一批影像檔案時，它所承載的便不只是暴行的圖像，更呈現出影像如何（可能）成為證據的制度主便。而遺憾的是，電影對這段證物史的交代相當有限。
此段落當然展示出真實檔案所帶來的震撼，卻淡化了此段影像如何被拍攝、剪輯、提交與觀看的過程。這也使得檔案影像脫離了歷史現場的脈絡，且片段式地在（一部劇情電影的）特定時刻出現，以此阻斷凱利醫生深入探究（也可能可以說是「吸引」），更完成了對角色之犯罪史實的確認。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就形式而言，這段紀錄片成為「戲中戲」。戲劇化的法庭表演暫時失聲，接手發言的真實圖像，看似是讓證據「自己說話」，實則為讓（真實）證據順應（電影）角色的弧線與劇情節奏以完成劇情電影的情感布局。
歷史事件不會主動地作為「故事」，「故事」的成立在於戲劇結構的因果關係和高潮迭起。改造雖非絕對是錯的，即使此舉必然得具備將其脈絡化的責任，且可能得讓觀眾意識到，權威如何在新的敘事裡再次被製造。
如同戈林極具魅力的表演，一度吸引了凱利，也吸引了銀幕前的觀眾；也正如法庭上／電影院裡的「觀眾」，又何嘗不是凝視著那一段真實的血腥檔案。兩者的差別，當然在於前者所呈現的假象，與後者所揭示的真實。然而，天秤的兩端卻也同樣指陳出「觀看」的危險性。亦即，觀眾都可能經誘惑。或者，受誘惑之時，卻也同樣處身於安全的位置。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凱利醫生的判斷，在此處便顯得格外尖銳：納粹並不是來自文明之外的非人物怪，而是常人做出極端邪惡之事。亦即，法庭上的觀看者，電影院的觀看者，當我們同樣注視著戈林、觀看著集中營影像時，我們「自己」也同樣作為「常人」，而被捲入了審判之中。
如果納粹並非非人，而是人類在制度、慾望與服從關係中，可能成為的黑暗，那麼驚懼於真實歷史的我們，便不能僅以「我已看見罪惡」，就完成了道德上的自證。
而電影最值得深思之處，在於它讓觀眾在厭惡戈林、同情受害者，與相信審判正義的同時，仍不得不面對一道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是否也在觀看中，以歷史苦難證成自身之道德性。最後，應當為《紐倫堡》稍作平反，此作無疑是一部相對節制且負責任的主流歷史電影，它當然相信法律能夠指認罪行，影像能夠保留證據，而電影則可能重新傳遞記憶──當然，其上都無法保證歷史不會再重演──這也是凱利醫生留下來的警告。
《紐倫堡》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海鵬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