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百年孤寂──專訪《大檢察官》導演瑟蓋・洛茲尼察

採訪、撰文／沈怡昕
共同整理／黃曦
劇照、工作照提供／東昊影業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黃曦

「一百年來，我們仍舊一直生活在德米多夫、卡夫卡、喬治・歐威爾等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所描述的環境中，自故事發生的 1937 年以來，極權體制的統治原則從未改變。」──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

《大檢察官》是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第四部劇情長片，然而其創作路徑並不只局限於劇情片，自 1990 年代至今，瑟蓋・洛茲尼察已完成 20 餘部紀錄片、劇情片。

瑟蓋・洛茲尼察的 4 部劇情長片，2010 年《你是我的喜悅》（My Joy）、2012 年《在霧中》（In the Fog）、2017 年《殘酷的溫柔》（A Gentle Creature）、2025 年《大檢察官》（Two Prosecutors），皆入圍過坎城影展主競賽單元。

瑟蓋・洛茲尼察於 1964 年生於白俄羅斯，年少時代皆成長於基輔，後畢業於基輔理工學院（Kiev Polytechnic）應用數學系。1987 年至 1991 年間，洛茲尼察於基輔控制論研究所（Kiev Institute of Cybernetics）擔任研究員，從事人工智慧研究；其後，於 1991 年至 1996 年間，洛茲尼察進到莫斯科國立電影學院（VGIK），在歷史最悠久的電影學院研習電影。

《大檢察官》工作照，導演瑟蓋洛茲・尼察。／影像提供：東昊影業

25 年前，洛茲尼察決定離開烏克蘭，搬遷至柏林，如今往來於德國柏林與立陶宛維爾紐斯之間。2010 年的首部劇情長片《你是我的喜悅》，便是他在德國找到資金後，才回到烏克蘭展開拍攝；除此之外，其他劇情長片皆於拉脱維亞進行攝製，曾經與他合作過的劇組夥伴，都分頭去了不同的城市生活，或者轉至電視圈工作。

不拍劇情長片的日子，洛茲尼察仍拍攝大量的紀錄片作品。這些年來，台灣影迷陸續透過各大影展，看過他不少紀錄片作品。其中，2012 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可以說是相對完整的策展放映，從 1996 年《今天我們一起蓋房子》（Today We Are Going to Build a House）到 2012 年《聖安東尼的奇蹟》（The Miracle of Saint Anthony），共放映了 13 部作品。其後，於 2016 年 TIDF「當代精選」單元，則放映了記錄下蘇維埃解體前夜的紀錄片《蘇聯 1991》（The Event，2015）。

而 2018 年於台北金馬影展放映的《著魔的國境》（Donbass），可以說是台灣影迷眼中的洛茲尼察重要代表作。此作亦獲得該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導演獎，並代表烏克蘭角逐 2019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只用 4 天拍攝的《著魔的國境》，是洛茲尼察多年後再次重返烏克蘭拍電影，透過虛實交錯的手法，記錄下烏克蘭東部「頓巴斯」自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後，隨著俄烏衝突急速加劇，親俄派分離主義者與烏克蘭政府軍荒謬的對峙景況。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同一年，以「史達林大清洗」時代的第一場審判為主題，相對並不為人所知的紀錄長片《The Trial》，同樣也是一部傑作，甚至啟發了《大檢察官》的拍攝。烏克蘭戰爭爆發的 2022 年，洛茲尼察因歐洲電影學院發表「聲援烏克蘭」的聲明內容，決定退出歐洲電影學院。在一封公開信中，他譴責學院「未能將戰爭稱為戰爭，未能譴責野蠻行徑，也未能表達抗議」，數日後，歐洲電影學院仍堅持，應將俄羅斯電影排除在歐洲電影獎的評選範圍之外。洛茲尼察最終表示：「不要以護照來審判一個電影人。」

以「世界公民」的身分遊走於世，作為經歷蘇維埃解體的一代，洛茲尼察與其他東歐、甚至西歐電影人的立場，都如此「不同」。2020 年，洛茲尼察更因烏克蘭「娘子谷大屠殺紀念館」（Babi Yar Holocaust Memorial Center）的拍攝委託，在紀錄片《戰火解密：娘子谷大屠殺》（Babi Yar. Context，2021）揭露蘇維埃時代的烏克蘭政治人物，曾經共同參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合作」決策，此舉也令洛茲尼察遭部分烏克蘭電影界人士批評，認為他「對祖國不夠忠誠」。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近年因烏克蘭戰爭所致，烏克蘭民族主義日漸高漲，洛茲尼察認為此刻的烏克蘭與歐洲國家，都應對此深感戒備。洛茲尼察善於藉歷史的爬梳，找到與當前世界對照的時刻，無論是以戲劇重演、虛構文本，重現詩意中的顫慄與荒謬，亦或從當今的公共空間、地景，再現當前社會亙古至今的意識形態。除此之外，洛茲尼察在許多作品中，也經常透過檔案資料的重組與還原，爬梳猶太人大屠殺、史達林大清洗、史達林反猶運動的歷史真相。

同時，他更拍攝與當代烏克蘭戰爭、抗爭相關的紀錄片，如《Maidan》（2014）記錄烏克蘭民眾聚集於基輔、對親俄總統的抗議運動；《The Invasion》（2024）則記錄下烏克蘭被俄羅斯入侵的日常生活。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除了前述提及、啟發《大檢察官》的紀錄長片《The Trial》，果戈里《死靈魂》（Dead Souls，1842）也影響著《大檢察官》的創作，即使讀者普遍認為《死靈魂》為「諷刺小說」，但文學評論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則認為果戈里具備一種精巧的散文風格，亦摒棄小說的陳詞濫調，且「死靈魂」的概念本身已具備十足的諷刺力道。

在果戈里的原始版本，科佩金上尉被沙皇解僱後，便進到首都莫斯科意圖申冤，最終未果。於是他在森林中組織幫派、成為義賊首領，對貪腐的官吏處以私刑。而不只有果戈里的諷刺風格，《大檢察官》或許是一齣更帶有忒修斯式（Theseus）風格的喜劇。

包括《大檢察官》在內，洛茲尼察的作品不斷強調：人類沒有學會歷史教訓，歷史悲劇將不斷重演。乍看之下，洛茲尼察作品似乎帶著歷史宿命論的悲觀論調，但是在 2021 年的紀錄片《Mr. Landsbergis》中，卻也記錄下了 1989 年至 1991 年間，立陶宛與波羅的海國家脫離蘇維埃體制、走向獨立的歷史時刻。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我相信存在著打破循環的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個人如何理解並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今年《電影筆記》的訪談中，洛茲尼察強調即使不同的民族都將面臨自身挑戰，但每一個民族的情況都有所不同，有一些國家能夠抓住打破極權體制的機會。然而，洛茲尼察也說：

「但在歷史上，俄羅斯的情況卻是一再地錯過這樣的機會──錯過改變的機會後，社會便開始倒退。」

走過蘇聯解體、面臨東歐社會的種種變化，洛茲尼察是一個影像史的科學家，冷冽而嚴謹的電影詩意，既不奢望未來，也不沉緬於過去。若是將洛茲尼察的長鏡頭電影，看作是一種手術，那麼他正在面對的病灶是，自詡為自由個體的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癡迷於權力的野心家，與無聲的極權主義滲透。

本次訪談，進行於 2025 年坎城影展期間，並以英語進行訪談。洛茲尼察為我們考察了《大檢察官》的緣起，從《大檢察官》小說原著、到此次創作的靈感來源《The Trial》、《死靈魂》，一路談至 1930 年代史達林主義，與當下俄羅斯、全球政治的連結。而熟稔日耳曼語系、斯拉夫語系文學名家的洛茲尼察，將當今的世界問題聚焦於我輩知識分子對「語言的匱乏」，實際上已無力覺察。

訪談的尾聲，我們向他問起：「這場俄烏戰爭，是否還會繼續？」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戰爭還會繼續下去。」若將洛茲尼察視為當代真正的卡夫卡信徒，他是如此清醒地看著，人類百年來都沒能走出城堡噩夢。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能否與我們談談《大檢察官》的原著小說作者德米多夫？您受到了什麼樣的啟發，又是什麼樣的契機，因而進行了這次的改編創作？

洛茲尼察：格奧爾基・德米多夫（Georgy Demidov）出生於 1908 年的蘇聯，曾以物理學家身分，服務於「哈爾科夫國立工業大學」（Kharkiv Technical Institute，簡稱 UFTI）。

1938 年，在史達林的指示下，蘇聯秘密警察（KGB）以「反國家活動」和「間諜罪」為由，對該機構展開大規模的政治清算，史稱為「UFTI 事件」（UPTI Affair）。包括物理學名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在內，共有 16 名科學家遭逮補、判刑。德米多夫也在「史達林大清洗」最高峰的時期遭捕，當時才 29 歲的他，隨即遭流放至西伯利亞科雷馬（Kolyma）地區的「古拉格」（Gulag）集中營。

德米多夫在古拉格集中營被囚禁了 14 年，在 1951 年左右重返社會。原著短篇小說《大檢察官》完成於 1969 年，包含其餘作品之手稿，都在他公開朗讀給友人之後，在 1980 年代遭秘密警察沒收。直到 1987 年德米多夫逝世，於 1988 年蘇聯解體前幾年，在他女兒的要求下，政府決定歸還手稿，最終才在 2009 年出版成冊。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在德米多夫的有生之年，都未能見到作品被出版，且直到八十多年後的 2023 年，德米多夫的所有手稿，才以 6 冊全數出版、終見天日。自 2008 年左右，我開始蒐集關於納粹歷史、古拉格集中營的史料，基於對集中營歷史的興趣，後來也接觸到德米多夫最早期的幾本書，而這一個故事為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一直到 2020 年，我才開始著手改編這個故事。之所以聚焦拍攝這一段故事，是因為我們現在所做的遠遠不夠，更不足以完整呈現當時的景況。然而，若是無法完全揭露所有事件發生的起因，我們便無法真正理解當今的俄羅斯，是以極權主義為社會基礎。《大檢察官》描繪出「極權主義體制」的概念，而我也好奇在流放的生命經驗中，人們將如何保護自己，又會採取何種生存策略？

即使是在今天，許多人仍然無條件地相信領導者，認為他們是絕對睿智的，甚至認為官僚體制將能維護人民的個人權益。但這是錯誤的錯覺，然而基於這樣的錯覺，許多人總會做出錯誤的選擇。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回到 1937 年，「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開始滲透司法系統、摧毀任何與「司法正義」相關的理念時，秘密警察便開始掌控司法、法律。《大檢察官》描述了國家機器如何毀滅司法正義，這是你最初拍攝的起點嗎？

洛茲尼察：我在 2018 年完成以 1930 年「莫斯科審判」檔案影像（Archival Footage）紀錄片《The Trial》。這一份歷史檔案，一直躺在莫斯科市郊的檔案局中，其存在本身已令人難以置信；同時，它有著一種詭異的迷人質感，就像一首抽象主義文學的詩歌。

以《The Trial》的結尾作為《大檢察官》的出發點。從 1930 年起，這一些自招其罪的「罪人」，陸續承認自己從未犯下的「罪行」，他們都是來自蘇聯工業界的高層，來自權力的最中心。而在《The Trial》尾聲，面對蘇聯總檢察長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y Vyshinsky）的指控，他們為自己進行最後的辯護──他們全數「認罪」，但仍被判除死刑。

在遭判刑之後，他們被留在「國家政治局」（OGPU）的秘密實驗室工作，後續有人被赦免，有人被槍決，也有人至今下落不明。另外，片中台詞也挪用了一些安德烈・維辛斯基於 1938 年「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審判」發表的演說，象徵史達林大清洗的最高峰。 1930 年的莫斯科審判，就是布哈林主掌的第一個肅清審判，這可以說是大清洗的起點。

從《The Trial》的 1930 年「莫斯科審判」，到1938年「布哈林審判」，安德烈・維辛斯基在史達林大清洗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這些年之間，布哈林受命於史達林，全面肅清知識分子，他們在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工廠進行抓捕、鎮壓。《The Trial》是第一部處理史達林大清洗的電影，由此出發，我才接續拍了《大檢察官》。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1930 年代的史達林大清洗，其中的歷史遺緒是否延續到當今的俄羅斯？

洛茲尼察：同樣的案例，其實不斷地重複上演。比如，2025 年一月，俄羅斯政府起訴了 3 名保護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y Navalny）的律師，這 3 名律師目前都在獄中。俄羅斯政府透過媒體管道，指控其收受不法資金，而司法機構理應保護辯護律師的發言權，無論其律師費用從何而來。在俄羅斯當前的政治情況下，政府可以用叛國嫌疑起訴任何人，這就是現實世界版的《大檢察官》。

即使物質生活不斷地進步，結局卻依然是悲劇的。即使是當今多數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也很少有人能抗拒這種簡單且「有效」的手段──透過暴力手段，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從世界歷史上來看，目前仍現存的國家，都沒能完全地避免威權主義、獨裁主義，而這樣的極權體制正在摧毀它最堅定的「真信徒」（True Believers）。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在主角入獄後，電影就結束了。我很好奇後續的發展，在悲劇之後還發生了什麼？這將會是你的下一部電影嗎？

洛茲尼察：他會死在古拉格集中營，僅此而已。他再也不會回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

不過，我想再拍另一部關於史達林大清洗的劇情長片，主題是這些身陷囹圄的人，在審判時如何保護自己，入獄後又選擇了什麼樣的反抗策略，以及他們最終的失敗。

沈怡昕：為什麼你選擇拍攝「過去」，而不是直接拍攝與當前政治有關的故事？

洛茲尼察：看待歷史事件時，可以像在博物館裡，靜靜地、遠遠地，看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相對於面對當前現實的憤慨、熱情，爬梳歷史能夠相對地冷靜，便會發現同樣的事情，其實不斷地重複上演。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大檢察官》有著室內劇（Chamber Piece）的質感，彷彿塑造了一部三〇年代的電影，是否能與我們談談此次的製作概念？

洛茲尼察：電影前半段的序幕，是大學剛畢業、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檢察官寇涅夫（Kornyev），進到監獄會見冤獄英雄斯捷普尼亞克（Stepniak），透過前面一個小時左右，我們才完整認識角色在片中的旅程。

在俄國童話裡，經常有一種說法是「去『那裡』，但你壓根不知道『那裡』在哪裡。」（Go there, but you don’t know where “there” is….）主角就像是童話故事的主角般，被一切的未知包圍，更難以察覺自己究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他只能一股腦地做著自己認為公正的事，卻渾然不知表象世界之下的本質，但是他必須尋找答案──我在哪裡？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The Trial》的黑白影像檔案，讓我想起蘇聯前衛詩人丹尼爾・哈爾姆斯（Daniil Kharms）的作品。籌備拍攝時，我也讀過哈爾姆斯創立的「奧伯留小組」（Oberiu）其他成員的作品，他們在兒童文學雜誌創作，創造反理性的詩歌、非線性結構的舞台劇劇本，嘗試找到適合當時代的「新語言」。

我原本想在《大檢察官》融入哈爾姆斯的詩句。對照 1930 年莫斯科審判上，檢察官說了許多瘋狂的話，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那就像荒謬文學的戲劇台詞，所以哈爾姆斯的詩其實並不那麼「瘋狂」。但我最後沒有使用，因為光是現在電影的影像本身，就已經十分殘酷。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不過，我感覺到電影中的人並不「恐懼」，他們的心態反而是開放的、正面的？

洛茲尼察：因為這是「生活」的一部分。對電影前半段的集中營，或者後半段的官僚都是如此。如果你讀過一些布亨瓦德（Buchenwald）、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營的倖存者回憶錄，將會看見他們經常描述自己，是如何走過那一段地獄的。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那的確是地獄。但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那是一個「整體」，他們被整合以一個特定的方式，來運作一個限定階段的「日常」。對他們來說，那裡的生活是日常，必須要這樣想，否則不可能繼續待在那個地方。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即便這是真實發生的悲劇，我們能把《大檢察官》看作是一部黑色喜劇嗎？此外，本片似乎有著驚悚電影的質感，你怎麼看待這樣的評論？

洛茲尼察：《大檢察官》或許是一齣更帶有忒修斯式（Theseus）風格的喜劇，不過真正影響本片的，更多是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諷刺風格。在創作《大檢察官》時，果戈里《死靈魂》（Dead Souls，1842）始終縈繞在我的心中，我可能是有意識地邀請了果戈里的靈魂，能夠進到這部作品中。然而，卡夫卡的靈魂是不請自來的，我沒有直接地致敬或引用。

我的確希望《大檢察官》有經典悲劇的怪誕（Grotesque）、鬧劇（Farce）氣質，但這不盡然是一部「諷刺喜劇」。片中，獨腿農民講述的那一段「間奏」（intermezzo），便是來自《死靈魂》的私刑者「科佩金上尉」（Captain Kopeikin）。我將角色的遭遇放進電影中，包含寇涅夫的部分性格、遭遇等，也都和這一個角色有關。

果戈里告訴我們，如果沒了正義，就會遭致混亂和災難。

現在的我們，就生活在另一個系統中。果戈里給我們的啟示是，沒有了正義，只會出現另一套「秩序」，你可以把沙皇置換成列寧、史達林，甚至是普丁。當檢察官、律師入獄，最終又會回到極權主義當道的世界。他們無法反抗，只能面對下一輪的「秩序」。

在現今社會，浪漫主義的英雄概念是不可行的。我們以為自己和國家機器、官僚體制達成某一種協議，但是這個系統是沒有靈魂的。隨著政權更迭，新一代的國家機器，只是選擇了下一個秩序，持續地循環著。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沈怡昕：「循環」不斷地持續著，這會導致一種悲觀宿命論的心態嗎？這是不是當前的俄羅斯、烏克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

洛茲尼察：從 2025 年初，所有的政客、商人都期盼川普在上任後，便會在 24 小時內解決俄羅斯的戰爭問題。但是到現在，現況依然如此。這一種盲目，便是對語言的匱乏。我們至今仍然試圖用過去的語言，來描繪當前的問題。

當人們無法用恰當的語言，來描述這種「恐怖」，我們就會像電影裡的年輕檢察官那般天真，沒能意識到自己早已被捲入「國家機器」所提出的那一套「申訴方法」，而電影的最後，主角也被逮捕了，他太天真了。

很顯然地，過去的經驗已經無濟於事。一百多年來，我們依然生活在德米多夫、卡夫卡、喬治・歐威爾等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所描繪的環境中，自故事發生的 1937 年以來，極權體制的統治原則從未改變。

歷史會不斷地重複，現實與虛構之間將產生相似的結構。然而，我們似乎仍在期待一位浪漫英雄將會到來，期待他們出現，戰勝惡龍、解決問題⋯⋯但不幸的是，我們早已面臨著一個問題：羅賓漢式的英雄主義，已經完全成為過去式了。

《大檢察官》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大檢察官》電影海報。／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大檢察官》（Two Prosecutors，2025）由坎城名導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執導，改編自蘇聯作家德米多夫（Georgy Demidov）同名小說。作品回望由史達林主導的恐怖統治年代，透過冷靜而精準的影像語言，以近乎卡夫卡式的敘事氛圍，直視極權體制如何在日常秩序之中運作。《大檢察官》承襲德國政治驚悚《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的鋒利，又滲入諜報經典《影子軍隊》（Army of Shadows，1969）深沉陰鬱的冷峻氛圍，在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中，展開一場良知與權力的對決。

小說原著作者德米多夫曾在古拉格勞改營被囚長達 14 年，創作長期遭到壓制。這部小說完成於 1969 年，卻在 1980 年代被祕密警察（KGB）查禁沒收，直到 2009 年才得以出版。洛茲尼察讀到這部作品後深受震撼，並於2020年開始著手改編，將這段被壓抑的歷史重新帶回國際視野。《大檢察官》透過電影，提出更深層的提問：當權力壟斷真相，制度凌駕個體，人類是否真的從歷史中學到教訓？

本片為洛茲尼察導演第四度入圍坎城主競賽，拿下銀幕場刊最高分，國際影評高度肯定。《衛報》知名影評人 Peter Bradshaw 給予滿分五顆星，直呼這是一部「冷峻極簡而又令人屏息的作品」，《好萊塢日報》盛讚導演的精準調度與演員的出色表演，《綜藝報》則認為電影不依賴戲劇性轉折，而透過人物逐步累積的羞辱與幻滅，展現極權體制的日常荒謬，並同時讚賞本片的攝影、配樂及美術設計同等傑出，標誌著導演相隔七年，帶領團隊再度回到劇情片的強烈企圖與堅悍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