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17
By 黃曦
日夜我在內心深處看見一幅畫──專訪《大濛》陳玉勳
回顧陳玉勳的導演生涯，首部劇情長片《熱帶魚》（Tropical Fish，1995）便標誌出魔幻、詼諧的影像風格，其延續三十年的導演風格，更刻劃出台灣的常民百景，小人物的生活場景流轉於無數風景裡，無一不是在掙扎中尋找一處心靈歸所。
談起以前的創作，陳玉勳說，那其實都是他給自己的生命題目。
「每一部電影的核心命題，其實都是我想要找到自己。因為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從事這份工作，我的風格、我的顏色是什麼？我想拍的電影是什麼？」年輕的時候，他對未來感到徬徨，就將攝影機轉向那些不知道未來是什麼的人，看向別人的時候也能照見自己，或許也因為一顆想逃避的心，他的電影總有個特質：有一個人想著要逃離現實，卻又在逃跑的過程不停地撞見災難。
但是，他一路逃到六十幾歲了，還是看不清楚自己，於是他又想，那不如去看看別人好了。而這一次的決定，便成為陳玉勳導演生涯的轉折，回望父母輩生活的 1950 年代──在他出生前的年代，沿街充滿禁令與恐懼，卻也潛伏著生命動力的時代，陳玉勳開始和母親聊天，也開始上網查找關於白色恐怖的事件。
《大濛》導演陳玉勳專訪。／攝影：Douglas
在《大濛》（A Foggy Tale，2025）裡，陳玉勳不再尋求個人的心靈解方，而是嘗試理解上一代人的過去──作為一種幾經風霜後的回返，不同於他過往作品是以幽默、詼諧的方式處理嚴肅的生命命題，而今已處身在相對太平的時代，他想要嘗試以溫柔的方式面對沉重的歷史。
「大多數的人對白色恐怖都有一些了解，但並不是太深入，可能大家都覺得這是時代的傷痛，所以不敢去碰，也沒有心情去看這麼痛苦的事情。」每次翻看白色恐怖檔案，陳玉勳都感到震撼，也想著生活在那個年代的自己，會擁有什麼樣的生活？
面對著龐大的歷史創傷，他希望可以重現時代的「風情」，是在那個肅殺的年代，有人過著歌舞昇平、歲月靜好的日子，也有人日夜在威權的箝制之下，努力地想要活下去──看著大量的歷史檔案、口述資料，與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陳玉勳才發現受難者的樣貌並不只有勇敢赴死的烈士，其中也有在嚴刑拷打之下出賣同伴的常民，或是選擇沉默生活的百姓，而在那個物質貧乏的社會，流氓、盜賊、被送作童養媳、一天只買一根菸的人，便是一個時代的群像。
「我沒有辦法用單一的觀點講述當時代的故事，心裡有很多話想和受難者、受難者遺屬說，但是不管說什麼都不太對，也什麼話都說不出口。」那時候他經常失眠，一直想著故事，遂決定提筆寫下一個以受難者遺屬為視角的時代故事。
《大濛》導演陳玉勳專訪。／攝影：Douglas
陳玉勳選擇自少女視角出發，從少女的單純看見比戲劇更加混沌的真實人性，是在恐懼裡有著私慾，在信念裡仍留有遲疑，而那些帶著善意卻又矛盾的臉孔，是時代底下沒有英雄，只有在風中搖晃的臉。
《大濛》的複雜性便在於故事不以受難為敘事中心，而是將「如何活下去」作為核心命題，自少女阿月的冒險啟程，途經百種人的臉孔，還有那些已經被遺忘的風景，構築成既靠近歷史現場，卻又退一步給予創作自由的圖景，從詮釋歷史走向與歷史共存，更回到了陳玉勳對創作《大濛》的理解：在必須選擇的時候，最適當的位置或許就是以不言說來言說。
1950 年代的台灣，出身嘉義的少女坐著火車一路北上，搖晃地前往陌生的城市，這既是《大濛》的劇情開端，也是陳玉勳與當代青年對話的起始點。面對一眾極年輕的演員和製作團隊，甚至也有千禧年後出生、不在台灣長大的年輕演員，他們不曾聽過當年的收音機，更不曾在沒有自由的夜色裡奔逃。
但是他第一個想到的女主角人選，便是以《美國女孩》（American Girl，2021）出道甫成為時代臉孔的方郁婷，陳玉勳直言方郁婷眼中的早慧和單純，才有足夠的底氣承擔歷史的變革，而同時能演又能唱的 9m88 ，更是唯一能夠飾演阿月姊姊的一時之選。
不諳台語的二人，在劇中又分別要講北部的泉州腔、南部的漳州腔，方郁婷每天回家後就請母親陪她練習腔調，9m88 更在片中有最長的獨白，一字一句都要回到時代。
而作為香港人的柯煒林，在片中飾演退伍的外省老兵，除了腔調之外，更要演出粗野、魯莽的形象。「趙公道這個角色，是在十幾歲就被抓去當兵，整個青春期都在軍隊成長，世界裡只有長官和同袍，其實是沒有被社會化的人。」並不是時代英雄，而是另一道被壓抑卻又頑強的身影，陳玉勳透過「語言」所重現的紛呈口音，同時也向著時代提問，藉由年輕演員的身體，讓一段被禁錮的歷史得以承載，也讓記憶能被重新看見。
《大濛》電影幕後照。／影像提供：華文創
在《大濛》的拍攝現場，場景、語言都需要縝密的考究，也因此難以在現場即興改詞、加戲，或是隨意變化鏡位，而在美術場景上，要還原七十年前的台北也有極高難度。陳玉勳面臨的最大挑戰，便是要如何帶領一批不曉得七十年前沒有冰箱的年輕人重回時代，而整部片又像是一部公路電影，處處都是已經消逝的風景。
從零開始的美術場景，便是一步步蒐集台北老地圖，研究街道走向、建物質感，劇組團隊最後選擇在台南岸內影視基地搭景，重現當時代的熱帶街區，又在嘉義公園的神社找到神似極樂殯儀館的場景，而國防醫學院的長廊就在成功大學重建替代場景。
同時也因為預算有限，劇組不可能重建極樂殯儀館、國防醫學院等大場景，便只能在每一次的拍攝之前仔細確認鏡位，再交由後期特效延伸場景建築，用「不可能」所堆疊出來的記憶之城，其實也是《大濛》的隱喻──那一團看不清卻又真實存在的大霧，而當少女的身影召喚出那一作早已不存在的城市，那一刻的我們，也正在走回自己的歷史。
《大濛》導演陳玉勳專訪。／攝影：Douglas
在過去三十年的台灣電影裡，陳玉勳的名字幾乎和「幽默」連在一起，從《熱帶魚》一路走向《消失的情人節》（My Missing Valentine，2020），他嘗試用笑語看見傷感，讓角色誤入荒誕命運，卻總能在失敗之中尋回一絲溫暖，而《大濛》則是陳玉勳在機智求存背後的放下與誠實。
「以前我都知道自己在幹嘛，但這次是到拍完了，我才知道自己拍了什麼樣的電影。」在長年創作之後再次冒生的靈感，帶著神秘的召喚，他直言從寫劇本開始，就感覺到一股力量在指引著他。
記得一次，劇組在新辦公室開會，陳玉勳說他從踏進辦公室就感到焦躁，離開以後才發現那裡的地址就在昔日的軍法處隔壁；又一次寤寐於夜半，卻在半夢半醒之間聽見一段旋律，起床後才想起是原曲為《莎韻之鐘》的《月光小夜曲》，後來也被他用在電影裡。
因為題材太沉重，原本也不預期真的能拍成電影，陳玉勳反而在寫劇本時放下了作為導演的控制，只是老老實實地講述著故事，讓「那一股力量」引導他看見故事，這也讓《大濛》呈現一種陳玉勳創作譜系裡少見的溫柔與哀悼，更像是這一次的他們不再以幽默逃避傷感，而是將時間交回歷史，也將自己交回傾聽。
「我喜歡拍歷史，尤其是台灣的。」陳玉勳在訪談後如此說道，在這句話的背後，藏著他對這座島嶼深刻的情感，也許這正是《大濛》的精神，在歷史的陰影之下，也有人抬頭仰望天空，而大霧從未散去──它既是 1950 年的台北，也是島嶼的此刻——像是低語的祈禱，在霧裡仍有人惦記時代。
《大濛》導演陳玉勳專訪。／攝影：Douglas
採訪、撰文／黃曦
攝影／Douglas
影像提供／華文創
《釀電影》「若是貓霧光出，心著就袂閣驚惶」金馬 62 專題。／影像提供：釀電影
2025 年，是這座島嶼面臨嚴峻挑戰的一年。
處身海霧與暗影之間，我們以「若是貓霧光出，心著就袂閣驚惶──成為島嶼的脊骨，致時代的電影人」為題，從個人記憶的碎片到集體歷史的裂隙，看見電影是如何作為反抗的敘事，電影人又是如何成為堅韌的存在。
「佇我墓前，毋通為我悲傷，請你毋通為我流目屎。我無佇彼個所在，無睏佇遐，已經離開，無睏佇遐。我已化作千風，自由自在佇天頂飛，親像陣陣的風，輕輕吹，漂浮佇無限的天頂。」──台語版〈千風之歌〉
在一幀一幀的影格間穿越重重霧氣，在面朝世界、回望家國的張力之間，持續尋找島嶼的歷史，讓過去不再遺忘，恐懼不再遮蔽，以電影作為時代的脊骨──剩下，就是我們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