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手西蒙・波娃，修理紅白機的生命實踐──專訪林予晞

十年來的林予晞，穿梭在鏡頭前後，她成為百年前的女人，與百年後執起相機的自己遙遙相望，時間在她的身上不只是通道，也成為刻劃在她心口上的名字。

在她最新出版的寫真誌《役旅》，她一次又一次回到影像的源頭，凝視那些無法被命名的片刻。第一幕便是重返時代裡的春梅，顛沛流離的女人命運，在穿越百年之後，春梅又再次看向百年前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那是林予晞記在心口上的第二個名字，同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珍・奧斯汀（Jane Austen）──那些在語言裡開路的女人，讓她得以找到與自身的對話位置。

「因為她們是白人女性，所以有機會創作、有空間思考，那一個身處貧窮、種姓的女人呢？她還有沒有機會存在？」像是跨越時空的遞信，也是她而今的自我省思。

當然每一段生命都有難處，但是無需為生計煩憂，也不會被逼迫生育──會不會才讓女人得以成為真正的人？女性的壓迫問題必然推回到哲學探討，女人要揚棄文明，作為男人所不是的──當一個女人，保持女人的狀態，成為一個女人──以事業影響家庭生活，以生之動能影響這個世界。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林予晞開始在成為角色之前與之後，執起相機之前與之後，時時刻刻地與西蒙・波娃對話。

「如果妳想改變事情，但妳沒有起身，妳就不要怪沒有人理解妳。妳存在了嗎？妳出來了嗎？」

「這個世界之所以長成這樣，是因為妳沒有參與，如果妳要改變，那麼妳必須參與。」

這樣的自問，也像對自己與鏡頭之間的對質。春梅，西蒙・波娃，其後還有淑芬，喬平，知君。十年之間，林予晞的生命似乎不停地在轉譯，從影像到身體，從身體到書寫，從書寫道思想。她演戲、拍照、寫字，也讀哲學與社會學。

若說電影總在凝視「女人如何身於世界」，林予晞便是以身體為器、觀景窗為甬道，向著深淵提問：女人如何存在於世界？我如何存在於自己？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在性別出現之前，她第一次感覺到「慾望」，是在紅白機裡頭。

每次打電動，都要等叔叔來阿嬤家幫忙組裝，但是想玩電動的心太強烈，她就自己翻出被藏起的紅白機，嘗試自己組裝。「我那時候還沒去上學過，紅白機接 AV 端子有三個顏色，紅白黃，插頭長得像吹風機我就試試看，電視上也有三個顏色，原來顏色要對顏色，然後『砰』，紅白機就亮了！」她說世界在那一刻跟著打開了，真正的啟蒙來自能動性，而非性別意識。

她說這是巧合，因為從小個性就急，不喜歡受制於人，但是所有人的生之動能，其實在文明介入之前都是一樣的──因為存有慾望，於是行動，而真正的自由是不需要他人的允許，也能自己找到開關。

而這也成為長大以後的思辨與行動，「我的底片自己沖，要去哪裡就自己開車，我如果可以自己去到那些很遠的地方，就不用受制於人，這件事很重要。」有一次她拍了一系列的枯樹，朋友說很像是「男性」拍的攝影作品，於是她反過來拆解，影像裡有逐漸凋零的枯枝，也有新綠的枝椏，死生同時存在的風景，為什麼出現了二元性別？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其實文化、藝術是很男性化、很陽剛的。歷史上被認為『嚴肅』的產出，只要它被視為有份量、必須認真看待的作品，它就會因此成為『陽性』，而女人握在手上的，也會被男性收割。我剛才提到的作家，她們寫的東西是『言情小說』，工業時代出現的『大文豪』全是男性，這是因為文學作為一個『嚴肅場域』是被劃分給男人的──女人依然可以寫小說，但只能寫愛情，就連『文豪』這個詞，本身也帶著陽剛的氣質。」

「妳拍的作品很不像女生」背後的潛台詞便是「女生應該是某一種樣子」，而「應該」所挾帶的暴力，便是性別、藝術怎麼能夠輕易地被指認一種固定的模樣？林予晞拍枯樹和荒地，同時也熱愛打遊戲。

遊戲世界又是另一個性別的實驗場，可以自由地變化姓名、重新命名，甚至一次又一次地重生，即使一切設定與真實世界背道而馳，卻也是現實世界的沉默倒影。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我在捏遊戲角色的時候，都會捏男角，因為系統的女角選項太貧乏了，胸大、腰細、皮膚白皙透潤──大家都長得一樣，大家都長得「想像」，妳看著那一排角色，會覺得裡面沒有自己。所以就只能想說，那就捏一個至少看起來可以正常一點的男角吧。」男人因為捏起來賞心悅目而選女角，女人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而捏男角，熊或男人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遊戲世界，只能這樣選多是因為別無選擇。

早就被性別給預設的遊戲世界，「創造」的自由也並不中性，回到真實世界之後，如果男人被預設為果斷、勇敢、抵抗，女人被期待為柔軟、體貼、順從，那麼真正存於生命的中間地帶，漂浮於陰陽之間，可以怎麼樣看待世界？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這一切還是要先回到「慾望」。「She looks like a woman but acts like a man.」林予晞說，她的慾望有兩種語言──當世界的權力語言是男性化的，那我就把這裡的語言學會，接著用我的身體說出來，你喜歡看美女？可以，我讓你看。但我也會拿走我想要的東西。這不是取悅，而是交換。

因為慾望在現實世界重生，於是決定登入遊戲、學會規則，懂得在裡面重生，偶爾游移於對立，才有辦法同時政治與愛。

第一步是學會規則，林予晞說：「性別這件事，最自由的時候反而是妳開始有能力玩它。因為知悉規則、碰到邊界，就像舞者要知道力從哪裡來，才能優雅地亂，而那個『亂』是掌握秩序之後的亂。以前我會覺得性別框架是束縛，後來才發現那其實是表演的場域，妳懂規則和語言，就能表演出想被看到的樣子。」

這是她從小練就的生存方式，大人和她說：「妳要懂事，要照顧妹妹。」她就選擇照做，甚至做得更多。從父母、老師到導演，她不大會當面反抗「權威」，而是順著，但是記下來，等到權力結構反過來的那一天，就輪到她輕巧地索要──這一代的女人們必須學會的暗術，已經從「要不要反抗」變成「要怎麼反抗」，權力的配置、語言的陷阱，規則就寫在那裡，那就看妳要不要學游泳，因為這個世界不會給妳岸。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有一種平等就是這樣撐開來的，她一直在想女性凝視這件事，其實並不是要取代男性凝視，也不是要奪走別人的觀看，而是讓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觀看，每個人都能選擇要怎麼看世界，而這或許才是真正的平等。

「後來我才明白，這一切其實都跟性別有關。男人和女人是如何被教育的，如果妳同時擁有兩種能量，妳就變得很危險，因為人家不知道該怎麼定義妳。可是我很喜歡這種模糊。因為模糊就是自由。」

而這是第二步，再活一次。回到眾多女生的性別啟蒙，多是初經來臨，在這之前的林予晞說，自己幾乎沒有性別意識，但是從小就喜歡模仿父親，因為他是家中最強勢的角色。父親經常在家分享他在外面的事業，感佩之餘她也經常自問：「為什麼他可以的，我不行？」進化論的選擇，當然是要承繼最強的那一方。

父親掛在嘴上的髒話，來到林予晞身上便是「這條玩具蛇長得好像𡳞鳥（lān-tsiáu）」，她在想的是，你們都喜歡這樣子，那我模仿有錯嗎？而大人聽聞也並未斥責她，反而被她的反應給逗樂，而對林予晞來說，其實是以勤懇的長女病交換來的實驗空間。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第三步是政治，林予晞說：「如果要說我喜歡什麼大師，我講出來的幾乎都是男的。這是為什麼？因為『大師』真的只有那些人，你不能怪我為什麼只講得出這些人的名字，這個世界長久以來給出的榜樣就長這樣。」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在性別劃分之外更多的是比較。但是「女」就是被分配了不好的條件，陽性標誌為正大光明、有勇氣敢挑戰，陰性標誌為柔弱膽小、隱忍且不敢說，老實說世界就是厭「女」的──如果不談男女，這些特質在比較之下便是劣等的。

回到西蒙・波娃的存在主義，「你想成為怎樣的人？你想要什麼樣的標籤，那就自己去拿。」林予晞說她從小就不想坐等別人分配，她想要自己去拿，還要拿得漂亮，讓別人無話可說。

「我也不會否定男性榜樣所帶來的價值，我不覺得他們不好。只是現在時代不同了。你如果繼續用上一個時代的論述想要領銜世界，也不要忘記我們都有腦袋，有一天我會變得跟你一樣，所以你最好確保你現在帶給我的東西，也是你以後能承擔的。我不介意吸收，但我也會奉還。」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還在當空服員的時期，林予晞多為中性打扮，處身極度性別化的場域，過度規訓的性別勞動是笑容也會被量化。但是服裝儀容評比低分，她就用其他方式，如服務態度、夥伴協作來彌補，這是她以行動「談判」所得來的，並不只是盲目對抗，而更是在結構裡如水流動。

而空服員的工作，更像是「角色扮演」，在成為演員之後，林予晞也認為比起「表演」，自己更像是在「行動」，如果世界要她上戲，那就演得好，這便是可以握在手中的力量。

在演戲這件事上，鏡頭前有了看與被看，無論性別，權力關係皆永恆存在。林予晞到了後面才慢慢理解，她不一定要拒絕票量，反而能將凝視轉換，由她來決定看或是不看，攻守交換就在這一瞬間──作為一個女性創作者，自我矛盾之處便是觀看的框架，既然它沒有解法，也就只能選擇與之共存。

如果要當一個漂亮的女演員，就當一個會思考的漂亮女演員，女人不一定要拒絕凝視，也可以擁有被凝視的主導權，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在抵抗與順從之間選邊站呢？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我也會節食、運動、維持外貌，花很多心力和預算在美學勞動上。我有時候也會想，那我豈不是女性主義的大敵？豈不是物化女性的幫兇？但思考不用在這裡就停下來，人要反抗結構其實很困難，能夠長出反身性的思考，已經很不容易了。」

自長女病、社會性所延伸出的角色扮演，回到演員身上便是懂得觀察情緒、處理情緒，甚至是預測危機以對抗凶險，林予晞的長女病成為她的工作，同時也是她的創作，演戲與讀書，拍照與寫作，其實都是一樣的，模仿與修補之間，理解比表達還要重要。

「我現在看世界的方式是觀察『條件』。你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你受到過什麼影響？這背後的歷史、文化、家庭結構是什麼？這些都會決定我們能不能自由。以前我會直接罵，但那只是情緒，不是思考。現在的我更想知道──他為什麼要那樣？」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回頭看近幾年的性別衝突，林予晞當然為許多人的行為感到悲哀，但更為了一種生命的局限性而感到可憐，接著她又會開始懷疑起自己，是不是也用一種高傲的姿態旁觀他人之苦──這個反思會是最重要的，當你意識到自己也有權力之後，才不會變成另一種壓迫者。

她經常自問自己是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卻又搖擺於反覆的提問裡，才發現成為女性主義者是一場持續的練習：它提醒你意識權力、語言，並且退後一步，重新看待世界，才能作為一個持續學習，並且保持懷疑的人。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她從空服員轉向演員，再成為攝影師的過程，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辯證，林予晞以「真實我」、「演員我」、「角色我」來重新構築自我。真實的自己擁有經驗，而能給予演員的自己意識；演員的自己存在意識，而能推展角色的自己行動；角色的自己因為行動，而能提供真實的自己記憶──作為林予晞，三者互為表裡，最終再將養分放進她的觀景窗，與她所看見的世界。

她說，她自己和自己的關係，其實跟她和世界的關係一樣，如果不能在角色裡全然自在，就當作是理解世界的途徑。「如果是標籤化的扮演，我就當夢一場，做一場那樣的人的夢，進入那樣的人的生命遊戲，或是反過來給自己一些提醒，讓自己避免在真實自我做出同樣的選擇。」而三種不同的自己，要如何周旋於世界，同樣是一進一退的華爾滋。

「我現在會先停下來，想一下對方為什麼會這樣，試著去理解結構，或許就能同理對方。不過有很多人都以為同理等於原諒，但其實真正的同理是知道對方長成的模樣，即使還是無法肯認對方，但至少自己不會一直困在別人的生命裡。」以往在面對不平，藝術往往會顯得徒勞。

但是回到成為角色，成為真正的人，藝術究竟能改變什麼呢？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藝術最重要的或許在於容納矛盾，它能夠同時悲傷但又平靜，憤怒但又慈悲，混沌的狀態就會和生命本身越來越接近。」在思想還沒有成形之前，把自己放進去，那一份不確定性往往才是藝術創作最為珍貴的地方。

而這或許也回應了林予晞對創作的想像──以一種有機的生命狀態，培養出面對風險的準備。

回到生活裡的具體練習，開車找路、自己沖片，同時作為創作者，同時是一個女人，而將生活信仰實踐於行動的過程，便是不斷地修理與懷疑，並且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她的心眼，她的身體，作為面向世界的觀景窗──那些壞掉的，終究會亮起來。

林予晞專訪。／攝影：ioauue

採訪、撰文／黃曦
攝影／ioauue

《役旅：林予晞出道十一周年角色場景寫真誌》Nomad in Roles／書封提供：林予晞

《役旅：林予晞出道十一周年角色場景寫真誌》Nomad in Roles

身兼演員與攝影師身分的林予晞，於 2014 年出道後十一年，首度推出寫真誌。由日本自然系人像攝影大師濱田英明的視角與鏡頭，捕捉出林予晞回望演員之路的真情流露。此本寫真書沿著林予晞過去曾與劇組一起奮鬥過的場景足跡，從現下一步步回望他這十一年的演員生涯中，幾部重要作品的代表場景。

在回顧演員之路的旅程中，也夾雜著身為演員以外的真實人生。林予晞與濱田英明一起在場景中穿梭，重溫了幼時記憶裡的萬華，亦回到作為林予晞自己時，他最常沉澱心情、轉換角色時的暗房。在攝影界人人崇仰的大師濱田英明的鏡頭下，平日做為攝影師的林予晞，重新感受自己在鏡頭下的樣貌。生命之路的一道道光影，遂在兩人的凝視與對話中，交織出可貴且難得的時光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