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01
By 黃曦
《左撇子女孩》:偷取生命的瑪德蓮,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
幾乎是所有的女生們,都會在長大的過程中,因為少了那一根什麼,所以長出一隻惡魔的幻肢。妳知道的,魔鬼是如此靠近生活,他會和妳說──衛生棉要藏在口袋,內衣褲要曬在房間,所有骯髒的小秘密都要記得藏好──所有一切,只要屬於一個女人的「天生」,一定要藏在衣櫃最深處,最好一輩子暗不見天日。
如此善意的提醒,交織出亙古以來,不只有三代女性所經驗的身體禁忌和文化規訓。《左撇子女孩》(Left-Handed Girl,2025)聰明地將一場可能再次被父權體制藏起的叛逃,交由最為天真的(第三代)小女孩完成,因而既悲又喜地錯身成為一次舉重若輕的脫逸。(你想,如果換成是國中青少女聲稱自己的左手是魔鬼,一切壞事都是魔鬼惹的禍,會有多少人留下成串不堪入目的字眼?他們罵妳,還會用女生的髒話罵妳,說這該有多貼切。)
看《左撇子女孩》,像在看一個女生逐漸離家的過程。先是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接著是在生活裡被一根不明所以的棒狀物包裹著,而妳的心尖銳地想要刺破所有物事。再來,是經驗那些瘋癲的、苦痛的,然後目睹一場物理或精神的死亡,因而在往後的遷徙裡,既死又生地充滿生命的熱忱,想要找到物理或精神上的法羅島,一個真正可以稱之為家的地方。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女孩們的內心活動越發旺盛,男人們也就成為並不真正在場,卻又時刻存在的幽靈。
片中的一眾男人,陳慕義飾演的老邁父親,頑固、傳統、無用,集結了父權的所有印象,夏騰宏飾演的年輕男人,軟弱、愚痴、欲望,則像是父權的年輕倒影,他們處在敘事的邊緣,不以直接暴力的姿態現身,卻也構成了女人的生之背面,透過習慣、語言、記憶,捏塑出父權的形貌。
《左撇子女孩》選擇將父權敘事內化成生命結構,以女性情誼取代父權規訓,讓女人們不再從屬於男性角色,而能在彼此扶持的勞動裡重新指認自我,將那些在父權陰影之下所誕生的,攤在陽光下安靜且堅定地曝曬。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在女人真正地找到之前,生命的離散將持續蔓延。夜市作為母女三人生存的舞台,生活在城市底層的艱難,是在喧囂中的靜默勞動,而處身於縫隙之間的張力,則對照出資本主義機制底下,不斷坍縮的生存空間。
生於七〇年代的母親(蔡淑臻),困囿於階級流動的邊緣,與變革失之交臂;長於九〇後的大女兒(馬士媛),即使活在時代轉型後,仍被禁錮於城市與情感的邊陲;而她們共同的二十一世紀小女孩(葉子綺),承繼著生存焦慮與身體規訓,在光影的混沌縫隙中掙扎著長大。夜市裡刺眼的強光、喧囂的叫賣聲、沾油的塑膠袋,以及孩子的腳步聲和母親的呼喊聲,構成三人生命中巨大的不確定性,以及一張並無鄉愁、更無浪漫的城市圖景。
夜市不僅標誌著母女三人的勞動身分,也呈現出她們的離散身分──母親的勞動因而拉伸至政治層面,進行與國家、資本、權力結構的拉鋸。當階級複製到下一代身上,吸附在身上的油煙味,讓大女兒羞於承認母親的勞動身分,與自己沒能讀大學的事實;而那件套在小女孩身上的寬鬆洋裝,則延伸成階級的符號,再次向階級提出冷靜的追問。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與此同時,夜市的流動性也給予母女三人得以容身的可能性,透過身體處境所延伸出的場域,階級在此被清晰指認,勞動者的雙手亦反過來成為存在的證明。因此,夜市也成為片中的第四個主角,一個女人的化身──被置放於體制外的邊緣縮影。
尤其,當小女孩穿梭於夜市後巷的防火通道,就像在尋找一條生命的小徑,渴望脫逸於父權結構的箝制,而當母親為病死的前夫操辦葬禮,更像是傳統結構下的歷史縮影,即使在體制崩塌之後,女人也要為其哀悼。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在我們的身體不斷經驗世界與規訓之後,世界與規訓便反過來透過身體存於我們體內。片中被命名為邪惡的左手,迫使女孩只能以負罪的方式認識自我,惡魔之手同時是父權體制將女人身體他者化的象徵,同時也是女人受到壓抑的慾望。靠著左手偷竊的行動,則是嘗試奪回感官世界的甬道,並揭露出在家族/社會/時代的多重角力之下,女人如何由內至外地受到父權結構的脅迫與魔化。
《左撇子女孩》分別透過三個不同時代的女性,以小女孩的身體規訓表現出最為具體的壓迫;大女兒在檳榔攤的勞動身分、與已婚老闆的情感關係,代表著被體制消費、框架化的邊緣女性;母親的單親/無產/弱勢身分,則呈現出結構壓迫的女性困境。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此外,即使墮胎議題並非此片重點,但大女兒與已婚老闆發展肉體關係,以及後續的意外懷孕、吃藥墮胎,也呈現出年輕女性在頑固的性別/資本結構底下,經常被物化、更不被重視的現象。
同時,母親肩負起既要維持生計、又要看顧孩子的雙重角色,更拉伸出資源匱乏的勞動者,難以翻轉階級的失落註腳,而小女兒繼承壓迫與規訓,成為父系社會中的註定象徵,卻也因為其他女人的扶持,而生發出得以反抗的生命動能。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左撇子女孩》展現出沒有男人主導、更無需男人救贖,女人也能彼此扶持、共同生存的迷人肖像,我們也因此尋回一種尊嚴,當女人們與禁忌劃上等號,我們就在這些「錯誤」的身體、性別、階級裡,擁有了更多觀看世界的角度,以身體作為意志的展現,看見女人的困獸之鬥,是從不委身,以對抗世界。
由母女三人所構築出的世代譜系,以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在身體的勞動與經驗裡穿梭,鏡頭分別切換於小女孩的偷竊、大女兒的浮沉、母親的掙扎之間,讓觀眾得以進入角色各自的秘密裡面,也能保持著冷靜而不煽情的凝視,就像母親在得知前夫過世後所流下的幾行淚,那是屬於過去的、遠方的死亡。

《左撇子女孩》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那些家族裡未能說出口的秘密、假裝遺忘的生命創傷、無以名狀的情感關係,都成為碎片化的記憶,一次又一次穿進生命的孔縫,透過又遠又近的敘事距離,也反映出生命的本質──時間總是成為迴旋,記憶也非線性連續──過去和現在彼此疊合,關係裡的愛恨總是彼此相生。
而生命的曖昧性便在於,時間更像是一種氣味,夜市裡的蒸騰熱氣、複雜氣味都是瑪德蓮的碎屑,在穿越那一條生命的窄巷時,充盈著珍貴的生命精華,召喚出奮力脫逸的力氣,使得生命裡的潮落都能變得無謂。
即使,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但要是能將離散化為一種抵抗的姿態,即使因「錯誤」而生,也能敢於偷取生存的慾望、觸摸生命裡的愛恨。
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釀電影》「望見妳的二十歲背影」——《二十歲女生》專題。/影像提供:釀電影
「從哪一圈羊水裡生長,從哪一條陰道裡出走,誰的奶與蜜滋養著妳,端著世界來到妳眼前,the womb,這裡是應許創造的奶與蜜之地。」在這一期雜誌的製作期間,我重新聽起巴奈在二〇〇八年的《停在那片藍》和二〇〇〇年的《泥娃娃》,於是在最後,寫下了這一段文字,將它放在雜誌的封底。
為什麼是二十歲女生?作為一名生在台灣的,二十幾歲的女生,得要看見什麼?
當然,我們很難在一本雜誌裡細密證言所有的少女歷史,但我們必須和始終在場的少女們共同見證──隨身攜帶各色各樣的扁平梳,酷酷集團才會戴無鏡片塑膠眼鏡(最好還要有小蝴蝶結),最酷的同學穿的外套一定是繡著別人姓名學號的,我們從無名小站畢業投入隱 +N 的臉書時代,小蕃薯養成一座開心農場或者水族箱──後來的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質變,才讓我們成為始終逃逸、始終沒有抵達的我們?
太陽花學運時期,我們見證並且投入,此生的第一場公民運動;雨傘革命時期,我們在隔海的台灣,練習有了投票權之後,應當作出什麼樣的判斷;更後來,是我們都上了大學,才第一次在盜版網站看見《頤和園》,在關上電腦之後,那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運動在香港開出血花。
當婁燁和余虹臉上的風霜,折射出整個時代的惘然,生在台灣,我們或許才回頭看見,那些困囚於反覆黑夜裡的徨惑青年,而生在這一片自由民主的土地,我們才鬆動並且由此燒灼出了什麼——在我們看見之後,我們才開始決定自己是誰——而我們又要如何觀看呢?
幾乎是所有立志念文學的女生,都在二〇一七年讀起房思琪。直至今日,奕含與思琪都還住在我們的身體裡。在無數次妳感覺到「好像怪怪的」的時候,妳總會想起,走進那座初戀樂園時的如坐針氈,在極少次妳可能想過未來會有一個寶貝女兒的時候,妳總會想著,真的要讓女兒活在這樣的世界嗎?
於是,妳從頭到尾地想了一遍:為什麼導護媽媽是導護媽媽?為什麼內衣褲要曬在照不到太陽的地方?為什麼運動要有女神?為什麼她是女導演女作家女歌手女演員女⋯⋯?
一路至今,當代的女人們,興許自吳爾芙的古典訓誡出發,我們過著雙重生活,而創作不輟,也只為想像──我們如何擁有一個明亮的陰道,自生中再次復生,回到溫暖的子宮──然而,正是在這樣的雙重生活裡,我們才理解必須先肯認自己,而非相忍只為國。
肯認自己的身體經驗並不同於生理男性,我們擁有一座子宮,因此小腹天生凸出,我們擁有月經,因此週期更新排出,而這些經驗,也不會因為我們想要自由民主,就得要假裝不存在,更不需要因為我們想要性別平等,就應該表現陽剛,我們同時喜愛自己的生理身分,但同時對抗著社會性別──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先錨定自己。
自「人」(I’homme)一詞不再單指「男人」,而是意指「人類」開始,女人們彷彿都將在某個時刻,成為博日娜・涅姆措娃(Božena Nemcová)筆下的外祖母,於混沌世道底下,幻想一道最為龐大的勇氣與氣力,挨著荊棘叢,抵抗地行走,並向歷史怒吼。
我們讀莒哈絲或安妮・艾諾的抵抗,也讀林雪虹或張慧慈的生命,由此指認出一道世代的女人身影,指認一個女人在成為妻子、母親之前的芳華,我們看見女人同時照看生活,還要透過寫作戮力建起自己的房間,於是這一次,我們不想再當女神了──我們視自己為一本書、一張專輯、一部電影,無意再次標誌命名,又或揭示其中臉孔,更願透過所有女生的目光來重現,以繪畫和文字,以一切誠實到接近透明的方式,來復魅,來除魅。
《林門鄭氏》的作者林雪虹,我們曾在雲端一見,當時聊起她鍾愛的柏格曼電影,以及柏格曼的心靈故土法羅島,雪虹說道,曾經的她深信薩伊德寫的那條「在哪裡都不要有家的感覺」,而今她更希望自己終有一天能覓得她的法羅島,無論生活或寫作,都能在此平靜。
在成為的路上,我們如何看見,如何思辨,如何成為,即使痛苦,但很有力量。而我們必須/我們將要──向著那個能夠命名自我的未來前進──在沒有煙抽的日子裡,在煙霧散去的日子裡,在接下來所有關於我們的事裡,成為新的火種,寫下真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