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生存空間，就在鏡頭與故事的距離之間──專訪《群山淡景》導演石川慶

石川慶現身前幾分鐘，我在冰冷的包廂裡，反芻自己看過的文學改編電影。

2024 年，金馬影展《隔壁的房間》（The Room Next Door），影廳沒有一處虛席。阿莫多瓦的改編魄力，亦與劇情改造的力度形成正比：大刀闊斧，又充滿創意。但在看完以後，總覺得有些地方在轉譯成影像的同時，消失了。小說消失之處，電影便以自己的方式填充缺口。我非常喜歡原著《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What are you going through，2021），也就比對著小說與電影的情節，一直思考之間的不同。

在小說中，我們強調文學性，當文學跨界走進大銀幕的時候，文學性將會置換成什麼？是某一幕鏡頭、某一個光影，是演員的演技，還是情節的改造、再編織？

《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2025）讓我想起這個懸而未解的疑問：新的妮姬、二郎、緒方先生，以及明媚而確定的結局──我聽見石川慶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他準備打開包廂的門。

看著事前擬好的題綱，我越發確定，帶著這些疑問，我想知道他能否替我解答：對他而言，文學改編，它的本質更靠近什麼？

《群山淡景》石川慶導演專訪／攝影：黃曦

雖然是石黑一雄，但我很自由

石川慶是暢銷文學小說的改編名家。

2022 年在台灣引發話題的《那個男人》（A Man），改編自日本知名小說家平野啓一郎的大作，談論身分虛實的議題。但在此之前，石川慶已經有《蜜蜂與遠雷》（Listen to the Universe，2020）、《愚行錄》（Gukoroku-Traces of Sin，2017）等書籍改編的電影作品⋯⋯在專訪的過程，石川慶提及這些前作，有點靦腆地笑說：「我很幸運，這些作家們看完電影，都沒有來向我抗議。」

跑了這麼多場專訪，想必已經很多人問過石川慶：「對於翻拍《群山淡景》，石黑一雄有什麼想法？」石川慶說，在大部分的拍攝過程中，石黑一雄其實給予了很多的自由，若說提出了什麼建議，多數是時代背景的補充，比如《群山淡景》裡的「格林漢姆運動」（暫譯，原文為 Greenham Common Women’s Peace Camp）。

1982 年，《群山淡景》在英國出版，倫敦隨後發生「格林漢姆運動」：一群由當地婦女組織的團體「地球生命婦女」（暫譯，原文為 Women for Life on Earth），為了抗議英國政府意圖在格林漢姆公共基地佈置核武的決定，因而走上街頭。

在撰寫《群山淡景》的電影劇本時，石黑一雄與石川慶聊起這場遊行，也自陳當年如果晚些出版小說，一定會把這件事放進小說；而多年後的現在，既然小說有機會改編成電影，也希望能在片中放入這個別具意義的運動。

在電影中，小女兒「妮姬」被設計成報導格林漢姆運動的角色──她與母親，以不同的立場，跨時代地站在核武的對立面。

《群山淡景》石川慶導演專訪／攝影：黃曦

《群山淡景》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拉遠的鏡頭，新生的角色

與原作最大的不同，是石川慶把「妮姬」作為故事最重要的鑿刀。

妮姬的出現，牽引出悅子不願回首、盤根錯節的少女時代。為了不讓「妮姬」淪為功能性角色，石川慶試圖為她賦予了更多意涵：參與格林漢姆運動、渴望撰寫家族的回憶錄⋯⋯妮姬有讓母親的故事被大家「記住」的焦慮。然而悅子不管是心因性或刻意模糊的記憶，都讓妮姬於過程中，多少開始反思這場家族書寫的意義。

「這部小說在四十年前出版時，講述的是距離八十年前的故事。在時間跨度這麼長的狀況之下，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當代觀眾看待原爆的觀點和切入角度。所以，我們決定回到妮姬身上，讓攝影機再拉遠一點。」

《群山淡景》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所謂的拉遠一點，似乎不只是「物理上」的距離，而是「觀眾與故事」之間的距離。

然而，即使是妮姬，電影中的時代也與我們有著顯著的差異。為什麼選取 1945 年、1981 年這個差距？女性意識的崛起，或許是最大焦點，但我認為這之間也存在著關於時間」的美感。

從小說原著中的「留白」，在電影中轉生成「時差」。透過一代（悅子）－再下一代（妮姬）－當代（西元 2025 年），大段的時間「留白」與「交疊」，提陳小說隱去大量情節的曖昧性，也形成另一種對話：我們如何從這種跨度中，去得到一種對時代、對個人的理解？

除了妮姬，也有其他角色嘗試回應這個問題，譬如悅子的岳父緒方。

《群山淡景》石川慶導演專訪／攝影：黃曦

石黑一雄筆下的緒方先生，性格執著、講話迂迴，但對悅子跟二郎有著很不尋常、壓抑的禮貌；石川慶鏡頭下的他，儀態端正、表達儒雅，迂迴遂成為「傳統」、「可愛」的一面。因此，最後他壓不下心中的怒火，去和在福岡地方雜誌《新教育彙編》上批評自己「被開除是應該」的松田重夫時，反倒讓觀眾很能同理他。

對此，石川慶表示：「我覺得緒方很像石川一雄先生在《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筆下的 Steven。石川先生非常善於描寫那些落後於時代的人們，他們曾在歷史中犯下的錯誤，以及內心與現實的掙扎⋯⋯讀者在看的時候，其實完全無法討厭他們。」

相較於原著的含蓄、悶騷，二郎也在電影中有著更豐富的反應。面對父親，無論是眼神、肢體語言，鏡頭中的松下洸平都蘊藏著更為纖細的情緒：不耐、猶疑、逃避⋯⋯。石川慶說，他從原作中讀到這些角色時，也忍不住思考：他們父子之間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二郎身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才會變成小說裡面那樣，面對父親沉悶、寡言的人？

這個小小的伏筆，在二郎睡前嘟囔了一句：「我無法忘記⋯⋯我上戰場時，他驕傲高喊萬歲的樣子。」在此冷靜、完美地解答了。

除了二郎。廣瀨鈴、二階堂富美這兩位演員，也讓悅子、佐知子發展出意料之外的模樣。

《群山淡景》石川慶導演專訪／攝影：黃曦

石川慶分享，起初請到兩位演員來合作時，並未對她們如何演繹角色，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想法，只是單純地覺得廣瀨鈴與二階堂富美，應該會是滿相像的兩位演員。然而，當兩人開始排練、講起台詞的時候，石川慶卻發現「欸，這兩人也太不一樣了吧！」

沒想到，真正開始拍攝時，卻又出現戲劇性的反轉：兩位演員在演出各自的角色時，發生共振──甚至，「相像」了起來。

最佳例子之一，是在萬里子去搭長崎纜車，結束後與小男孩去爬樹，小男孩腳滑摔落，卻欺騙母親是萬里子將他踹下樹來。飾演悅子的廣瀨鈴衝上前去，護著萬里子，一路罵到「自摔還怪罪別人，丟不丟臉啊！」語氣比想像中，還要重得非常非常多。在拍攝現場，很多人都嚇到了，覺得「重量」好像不該這麼強：

「我當時覺得很驚訝。但又馬上覺得：『欸！對啊，這就是佐知子會做的事情嘛』。」

石川慶笑說：「他們之間，漸漸趨於同步⋯⋯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有趣。」

就連導演本人也無法精準預測的「火花」，演員自戲內到戲外所發展出的共時性，反而是無法被計算，一種超越劇本，最具「文學性」的地方：它既不透過刻意造作、編織而來，也不透過焚香沐浴、祈禱仙靈而來，甚至不僅僅只是情節⋯⋯追索到底，這盡頭的答案，或許是導演「把鏡頭放到故事外面」的決定──這之間的空間，就是文學發生閃燃的地帶。

《群山淡景》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對小說影像化的警覺心

小說的影視改編風氣，已是全球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當代的小說家寫作時，有些已經內建「IP 化」、「影像化」的高度意識。石川慶在改編過這麼多作品之後，是否會對於這些「目的明確」的小說有著更強的警覺心？

石川慶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他的確有意識地想找一些不容易翻拍成電影的小說來處理。在「故事」之前，讓他真正著迷的是「主題」：「我並不排斥容易改編、也有意思的故事⋯⋯但是，我更在乎這部小說在談的『核心概念』是不是也是我關心的？因此，如果純粹只是把故事說得很新穎的話，目前確實不是我的首選。」

石川慶的改編秘法，不是大膽更動劇情，而是「忠於原作」，不死守故事情節本身，而是聚焦在故事的本質，「主題，就是一個故事的精華。」──他這麼說。

也因此《群山淡景》的背景是原爆，但更多聚焦在「女人的主體意識，如何在混亂時代裡甦醒」。《那個男人》雖是懸疑推理，更多地在挖掘「名字、身分與『真實的我』的關係」⋯⋯這讓我對它的下一部作品很好奇：拍完《群山淡景》的他，未來，還想改編哪個更難的小說嗎？

對於這個疑問，石川慶想了一下，說他接下來會降低「小說改編」類型的電影，尋找非虛構、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甚至邀請小說作者構思全新的故事。

改編的箇中好手，決定更易自身創作的位置，轉生為故事的創造者。

《群山淡景》石川慶導演專訪／攝影：黃曦

早在是枝裕和《十年日本》（Ten Years Japan，2018）中，石川慶就已執導演筒，以《美麗的國》（美しい国）於大銀幕上亮相，創作者的魂魄或許從頭到尾都在石川慶的心中運轉。

同時作為原創者與改編者的他，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則：石川慶深知如何從小說裡面，調度故事跟角色的深度，讓電影以體面的樣子問世，既不過度高雅逼人，也不致流於媚俗。至於所謂的文學性？有時真不是導演、作家本人自己可以決定的事。

如果講好一個故事，不算文學。那麼我們要如何從改編的框架中，去理解改編的完成或未完成？距離的藝術，造就了創作者們的深度。這部片，我想就是石川慶對這份難題的解答。

《群山淡景》電影劇照／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我們在時間上的位置

《群山淡景》完成首映的前一年，日本不少關於戰爭的電影。如森達也《福田村事件》（ふくだむらじけん，2024）、空音央《青春末世物語》（Happyend，2024）。問起石川慶，這是不是代表新世代的日本電影，逐步開始有意識地，處理關於歷史與戰爭的題目？

石川慶說，過往的日本電影有著許多限制，但是老一輩導演都因親身見證戰爭／戰後，因而能以自身經驗出發，來製作戰爭題材的電影。

到了現在，即使已經來到下一個時代，我們擁有了更大的時間彈性可以訴說歷史，但也同時帶來了另一個複雜的危險性：

「它（原爆）會變得很像是一種虛構的故事，那實在距離我們太遙遠了。在當下的這個時刻，我還能夠將這些故事處理成『記憶』，因為我們正好處在『時間的過渡期』。但是未來就很難說了，在數年以後，對新一代的觀眾或導演來說，關於戰爭、歷史相關的故事，可能就完全像『虛構』的。」

當記憶澈底成為記憶，歷史的還原、故事的發聲，意外成為了一種與時間的競賽。這份急切的心，也反映在「妮姬」的身上，她想寫出家族回憶錄，就如同石川慶想拍完《群山淡景》。

而與《福田村事件》、《青春末世物語》相比，石川慶的創作位置顯得特別，亦無法輕易歸類。那麼，他又會如何看待自己在當代日本電影光譜上的座標？

「無論是在日本，或是身在波蘭的時候，我都意識到，自己多少必須面對身份認同的課題，我在每個團體中都是流動的。我想，我的位置是在『縫隙之間』──日本與波蘭之間、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這個派系與那個派系之間⋯⋯」

石川慶的神色看起來陷入了淺淺的思考。訪問末了，我們問他是否有想獻給台灣讀者的話？

他的回覆，似乎微妙地對應我們前面的許多問題，為這場專訪留下了小小的餘韻。

《群山淡景》石川慶導演專訪／攝影：黃曦

改編的自由，與觀眾詮釋的自由──石川慶給台灣讀者的話

（以下內容為石川慶原話，由撰稿者潤筆、石川慶導演確認內容。）

《群山淡景》不管是電影或小說都充滿了曖昧的空間。片子裡有很多的設定是我自己的詮釋，相信各位台灣觀眾看完之後，一定也有不同的想法，你們會解讀出自己的版本。這些各自不同的故事將透過口耳相傳，讓越來越多人知道⋯⋯

我私心希望，這部電影是透過這種「多元」的樣貌，無遠弗屆地散播出去，被人記住。

石黑先生的小說也喜歡把詮釋權交給讀者，讓讀者自行想像小說空白的地方。這表示：真正的故事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也因此，希望各位觀眾在看電影時可以能以自由自在的心，去填補故事中沒明確說清楚的地方。

如此一來，我自己也會覺得非常快樂。謝謝大家！

採訪、撰文／趙鴻祐
攝影／黃曦
責任編輯／黃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