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針的女孩》：厭女社會體制下的女巫前傳

改編自達格瑪・奧弗拜（Dagmar Overbye）在 1913 年至 1920 年之間謀殺了 25 名嬰兒，在 1921 年被捕並判處死刑的故事，生活在波蘭的瑞典裔導演馬格努斯・馮・霍恩（Magnus von Horn）以《帶針的女孩》（Pigen med nålen，2024），藉由「女巫」元素發展出社會寫實的恐怖類型電影，除了成功地以古喻今，以黑暗童話故事讓觀眾反思現今在各國依舊是切割政治族群的墮胎議題，更直指川普 2.0 時代再次串連的父權體制「傳統」下，積極背離厭女社會的「女巫」，實為令父權恐懼，為女性自我賦權的化身。

在二〇年代德國表現主義，以及如大衛・林區（David Lynch）《象人》（The Elephant Man，1980）的超現實主義黑白影像的影響下，《帶針的女孩》除了是一部社會和心理的「恐怖片」，更是一部深觸人心的「身體」恐怖電影。光看預告片中的幾顆鏡頭以及敘事，在高反差且影音極具風格的同時，黑暗的戲劇張力顯然來自社會體制對工人階級與女性身體的殘忍控制。片頭一系列透過疊加和變形效果而毀容的面孔，更讓人聯想到畫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或愛德華・孟克 (Edvard Munch)《吶喊》中尖叫人像的扭曲恐怖。透過風格化卻又寫實的影像，我們幾乎可以聞到混合著泥巴、馬糞、尿騷和鴿屎的氣味，彷如正親身感受片中人物所生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骯髒、貧窮、壓抑的哥本哈根。

導演在片中展現「殺嬰兇手」的掙扎和內心混亂，說來也有前路可循。他的上一部片《漂亮寶貝直播中》（Sweat，2020）研究社群媒體對當今女性心理的影響，第一部長片《聽女友的話》（The Word，2014）則是聚焦於平凡無奇的青少年，為何謀殺了自己的女朋友。《帶針的女孩》中的男性都並非強者，對比之下更突顯出女性角色的堅強、獨立，同時也揭露著殘酷。這是一部關於女性被壓迫、別無選擇的電影，她們都努力擺脫當時的社會困境，其看似恐怖的所作所為，也絕非偶然。

《帶針的女孩》電影劇照／捷傑電影 提供

當筆者如同導演回頭研究當年泛黃的報紙檔案，在網路上仔細追蹤當年的犯罪歷史故事時，也更加體會到電影並不是連環殺人狂的古早傳記，而是展現了從古至今、父權社會體制對女性身體系統性的控制，也就是墮胎的非法化、殺嬰的妖魔化。即使是在當今，對於墮胎的態度極為「保守」的國家，女性依舊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此外，人們不由自主地將這些「殺嬰母親」指控為女巫，更是自古厭女獵巫的歷史產物。或者說，在一群婦女中，女主角一個人反抗地抬起頭，或殺嬰「兇手」在法院上被群眾視為女巫般控訴、唾棄⋯⋯這樣的場面，是如此呼應近年來自 ＃MeToo 而起的女權抗議或厭女現象的場景。

片中的幾個男人角色──把付不出房租的女主角趕出門的房東、在紡織工廠領著一大群女工的老闆，儘管都算不上大惡人，但他們都有體制撐腰，故得以在戰爭時刻卡對位子，平庸地繼承並且持續服務這個吃人的制度。若站錯了位子，或許就會像被送往前線後失蹤的主角丈夫，在國與國的戰爭中成為槍口下的炮灰，或是醫學實驗的材料。妙的是，丈夫面對大環境時的無能乏力，也如同讓女主角懷孕的工廠老闆面對真正執掌經濟大權的布爾喬亞無情母親一般，他們都出奇地善良，卻沒能真正帶來好的生活。

本來相信手中握有新人生的入場券，女主角大叫著並趕走戰後回歸的破碎丈夫，可她依舊落得既沒了愛人、更沒了工廠飯碗的窘境。她獨自一人走上絕境，試著在公共婦女澡堂用一根大針給自己墮胎，當帶著小女兒的達格瑪幫了她一把，她還真以為得救，以為自己有機會把新生命送往更好的世界。而在工作的馬鈴薯堆裡臨盆後，我們似乎是目睹了一個無情而殘酷的社會，如何將無依的女孩一步步推往「殺嬰慣犯」的困境，成為背離父權社會規範的「女巫」。

《帶針的女孩》電影劇照／捷傑電影 提供

實際上，看來並不天真討喜反而略顯狡猾的女主角，實則不斷地為求生展現出十足的能動性，面對房東、工廠老闆都積極地要求談條件，觀眾不確定她是否真的喪偶，又或是在詐騙誘惑上司；而面對戰後返家的破臉丈夫，她更冷酷地直接把他轟出門，或面對想留住嬰兒的丈夫，也毅然做出相反的決定並且迅速付諸行動，觀眾對她的掙扎感到同情，更意識到她正是社會現實、痛苦時代的產物。

而殺嬰「女巫」達格瑪經營著一家糖果店，並對抱嬰兒來店裡的母親們保證，會為她們找到一個上流好家庭，達格瑪正是在無以計數的大兵命喪戰場的時代之下，被創造出的「醫學」怪物。一無所有的女人必須變得堅強甚至殘酷，熟悉墮胎過程和運用科技新藥，而失去嬰兒的女主角也如歷史上千千萬萬的奶媽，以源源不絕的奶水為自己謀得一個工作，並逐漸從痛苦中學習成為令人毛骨悚然的職業殺嬰女巫。

被丹麥人戲稱為「天使製造者」的達格瑪・奧弗拜（Dagmar Overbye），更單純地因為經濟動機而犯罪，透過刊登報紙廣告尋找絕望的母親，並在接手這些有待收養的嬰兒後「行兇」。她或許有酒精和用藥過量的問題，但若視她為瘋狂或邪惡，卻會使得真正的兇手──也就是扭曲的時代背景，變態恐怖的父權體制再次得以隱身。也因此，片尾如同女巫審判的法庭情節中，她大聲譴責虛偽的社會，直指「惡行」之必要，正是揭露出體制系統性厭女、壓迫女性的真相。導演利用連環殺嬰案的恐怖來揭示當今墮胎依舊「非法」的社會恐怖，面對一個世紀前的戰後哥本哈根，當代父權社會對女性、對生殖再生產的控制壓迫，似乎並未改變多少。

《帶針的女孩》電影劇照／捷傑電影 提供

殺嬰、拒絕生育的女性，在今天依舊被貼上現代女巫的標籤，歷史上獵巫的殺嬰指控正關鍵性地突顯出生殖的命題，透過禁止避孕和墮胎將女性限制在父權社會的制度暴力之下，依舊是當今各國需面對的關鍵政治課題。當年的女巫被告既是魔法師又是治療師，她們施法或解除咒語，提供藥膏和藥水，但她們也照顧病人和受傷的人；又或是成為產婆、助產士，幫助分娩或想要預防或終止妊娠的婦女，如同片中兩人的必然相遇，她們是許多人求助的唯一管道，並且一直是社區中受人尊敬的長者。

當避孕和墮胎被定為犯罪行為，對女巫的指控本質上是認為其違反「母性」。而對現代女性主義者而言，「女巫」具有另一重要的賦權意義，強大有力的女性一面是社會弊病的代罪羔羊，卻也是父權最為害怕的，恐怖的「女巫」體現了女性自我賦權和自由的可能性，是父權體制恐懼的終極化身（例如全球各地女權示威抗議中出現的女巫團體，或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希拉蕊被稱「女巫」事件）。

近年來如《天使薇拉卓克》（Vera Drake，2005）等電影拍出歷史上冒險為人非法墮胎的「女巫」故事，或如《正發生》（L'événement，2021）、《4 月 3 週又 2 天》（4 luni, 3 săptămâni şi 2 zile，2007）等在不同時代、文化背景之下為墮胎「拼命」奮鬥的女性，這些婦女沒有墮胎權利、缺乏個人命運的選擇自由，她們都絕非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始終積極地參與一系列的人生選擇，即使這使她們陷入困境，但她們的選擇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奮力建構了背離父權體制的人生。

《帶針的女孩》電影劇照／捷傑電影 提供

劇照提供／捷傑電影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