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心理治療的可能性或是危害？

太空人 Astronautin

„Ich würde seelisch Astronautin werden.“ 「我想精神上地成為太空人。」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所制定的〈心理學者的道德原則與行為準則〉（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中，第三段的第五條「多重的關係」（Multiple Relationships）即開宗明義地指出：

如果一段多重的關係將合理地被預料到會損害一位心理學者在展示一位心理學者的功能時的客觀性、能力以及有效性，或是剝削（exploitation）或傷害與這位心理學者擁有職業關係的人時，他應當避免進入一段多重的關係。

而此段落中所謂的「多重關係」，便是指心理學者在已經與某人建立「職業關係」的前提下，仍與某人建立除了「職業關係」之外的關係，或是承諾將於未來與某人建立其他的關係。對於「多重關係」的最直觀理解，莫過於我們偶爾耳聞的「心理治療師愛上自己的個案」或是「個案愛上自己的心理師」──在這個例子裡，心理師與自己的個案產生了醫病關係之外的情誼，甚至在診療室／諮商室之外發展了情人或是朋友般的相處模式。

然而，一些電影──包含我們即將談論的《操控》（Every Breath You Take, 2021）──對於心理師／精神科醫生／心理醫生（以台灣的情況而言，心理師或諮商師無法合法為個案開立藥物，只有精神科醫生可以；而美國的「心理醫生」則是能夠同時提供藥物及談話治療）和個案建立醫病之外的關係，是持有某種程度的肯定的。因此，這是一件再危險不過的事情，不論是對於觀看電影的觀者或是正在經歷脫離醫病／建立一種以上關係的心理師和個案皆是。

與個案成為朋友：多重關係之始

一個心理醫生與其個案建立治療之外的關係，何以危險，僅透過《操控》的前半段便能明白：心理醫生菲利浦曾經接收了一位病人達芙妮，而達芙妮的父母親皆在其早年生活中依序離開──母親甚至是在達芙妮 11 歲時自殺身亡。基於這段早年的經歷，達芙妮在往後直到 22 歲、求助於菲利浦前，即已經長期生活在漫無止盡的黑夜裡，並且服用多種的抗憂鬱症、焦慮症藥物。──這段敘述，來自於菲利浦在一場心理學者的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內容。接著，菲利浦說道，即使達芙妮求助於菲利浦後，達芙妮的情況依舊沒有好轉，直到菲利浦在一次的診療中採取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他開始向達芙妮敘述自己極少、甚至未曾和他人談論過的傷痛，甚至是與自己最為親密的枕邊人都不願意談論的，即使這件事已經經過多年。

在我們產生任何對於菲利浦作為的懷疑前，菲利浦便語帶驕傲地向在場的學者宣布：「在那次的會面之後，達芙妮的情況開始奇蹟似地好轉。幾個月後，她已經不再需要服藥，甚至如今已經經過十四個月的時間，她的病情不僅未再發作，而她現在正在著手寫一本關於自己對抗精神疾病的書。」

不過，即使我們沒有在此處開始對菲利浦的「突破」產生懷疑，往後的劇情也已經使菲利浦的職業生涯與家庭生活皆面臨了無以復加的嚴重後果。首先，達芙妮在某個下午突然地撥打了電話給菲利浦，告訴菲利浦自己最好的朋友瓊安竟然意外地死亡了──達芙妮此刻站在離住家不遠處的池塘，絕望且慌張地向菲利浦訴說這一切。此時，菲利浦顯然已經察覺到達芙妮的情況並不好，而且正站在她多年來陷入的親人不斷離自己而去的深淵邊緣上。菲利浦說道：「你明天馬上來找我，不能拖延，你明天必須來找我」，隨後便赴與大學心理學系主任芬寧醫生及其丈夫的晚餐邀約。只是，菲利浦對於達芙妮情況所感到的極度不安，果然也於當天晚上得到了驗證：達芙妮被警方發現死於自家樓下，死因疑為跳樓自殺。

於是，隨著達芙妮自殺後憑空出現的自稱達芙妮「哥哥」的詹姆士，以及他的一切作為──包含以處理達芙妮住宅為藉口，找上以房仲為業的菲利浦妻子葛瑞絲，甚至最後誘惑了她並與之發生性行為，或是在菲利浦的女兒露西因為吸毒而被退學的情況下，表現自己對於身處叛逆期的露西的同理心，讓露西毫無條件地開始相信詹姆士⋯⋯，如此種種，不僅是最簡單明瞭的「報復」，也指出了菲利浦在提供達芙妮治療中的踰舉：無疑地，當菲利浦開始在治療過程中向達芙妮袒露自己的傷痛，包括他和葛瑞絲曾經育有一子、但不幸車禍去世，他與達芙妮的關係便不再僅限於單純的治療關係。

心理師失能

在一段心理治療的關係裡，個案所身處的地位與處境，絕對是相對弱勢和脆弱的。這並不意味著他所面對的心理醫生，這位坐在自己對面的心理醫生，完全免除了自己的煩惱與痛苦，並且能夠安然自得地以「幫助他人」的態度來為個案進行治療。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當我們願意，或不得已尋找另一個人：一個幾乎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來介入自己的生命，期待他達到一位親密伴侶／或一般朋友／或家人都不能達到的「事情」──即〈心理學者的道德原則與行為準則〉中所提到的，身為一位心理師所擁有的「客觀性」、「能力」及「有效性」時，我們便是肯認了自己或其他親密之人，已經無法處理自己所面臨的精神問題，也無法撫慰自己黑暗的精神狀態。或者是一對伴侶或夫妻之間的問題，顯然不再能僅只透過他們之間的溝通與爭吵來解決。

若一位心理醫生開始向個案分享自己所面臨的問題，且這個「分享」的行為，顯然不是純粹的「相識之人」（acquaintance）之間的交流，便可能有觸犯倫理法則的嫌疑。如同前述所言，若一個人因為無法透過「與心理師建立治療關係」之外的方式，諸如與一人或多人建立親密的伴侶關係，廣結朋友或密友，或是透過家人的扶持──也許這樣的扶持的缺席，正是造成一個人墜入黑暗的最大且最主要原因──，那麼他便可能透過開啟心理治療來處理這一切。而顯然地，與個案分享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好似一些互助會中可能產生的情況：人們圍坐一圈，開始向陌生人分享自己的遭遇，並透過彼此的「分享」，來「治癒」自己。

不過，這樣所能達到的「治癒」效果，顯然非常有限。因為在場的每個人所得到的關注，無法等同於一個人長期且深刻地──如一位心理醫生所能做到的那樣──對其生命進行盡可能多面的分析與解剖，以及，長期且固定地提供心理的支持與協助。而且，在這樣的互助會或團體治療場合中，人們亦可能基於許多個人隱私或是羞恥等顧慮，而選擇性地不透露過多。

因此，回過來看《操控》，即使菲利浦在研討會上宣稱，自己在治療關係中向達芙妮透露喪子之痛，為的是讓達芙妮「不再感到孤單，讓她知道，她不是一個人」──然而，這樣的治療方式具有一定的風險：在任何藥物與其他人所能提供的心理支持幾乎失能的情形下，菲利浦作為一位心理醫生，他對達芙妮所做的僅只是將自己的情緒反芻回去給達芙妮而已。而這顯然不是達芙妮最需要的東西。畢竟在求助心理醫生前，「把自己的情緒傾倒給一個人，而對方以傾倒他的情緒回來給自己」的情境，並非在心理治療中才能達成，遑論這樣的行為能否達成治療功效是無稽之談。一位心理醫生的心理素質弱到非但無法幫助自己的個案，還使兩人的關係向下沈淪──就如同「恢復正常」後的達芙妮，最終仍然在好友的死亡後自殺身亡。

對個案的剝削

於是，「達芙妮仍然不敵好友死亡的傷痛而自殺」，便是對於菲利浦違反倫理規則的質疑。而詹姆士接下來刻意接近葛瑞絲和露西的行為──刻意與菲利浦的家人建立親密關係──，也是對於菲利浦過去與達芙妮所建立的醫病界線模糊的關係的諷刺。除此之外，芬寧醫生曾經對菲利浦說道：「你是不是想透過跟達芙妮分享自己的傷痛，來治療自己無法走過去的傷痛？」──這句話對於一位心理醫生而言，顯然是非常嚴重的質疑；但是，這句話也正好呼應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當一位心理醫生對個案訴說自己的痛苦時，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電影《危險療程》（A Dangerous Method, 2011）中的女病人莎賓娜，在佛洛伊德的長期治療下無顯著效果後，佛洛伊德將之介紹給當時仍保持著師生及密友關係的榮格進行治療，然而，榮格最後竟與莎賓娜展開了一段激烈的、對性愛方面的探索──此處，我們不直接將這段關係形容為榮格陷入一場婚外情醜聞，是因為片中榮格在關係結束後、重新遇見莎賓娜時，承認道「我對你（指莎賓娜）的愛，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論是好或壞，它都讓我了解自己。」由此可知，這段關係雖然重創了榮格當時的名聲，也傷害了他的家庭、孩子與當初不願結束關係的莎賓娜，但不論是肉體或精神上的交流，或許都為兩人在後續的研究及職涯裡帶來了啟發與靈感。

在此，即使我們清楚地看見了榮格與莎賓娜的關係為各自帶來了什麼樣的傷害與痛苦，這段關係為他們各自帶來了啟發，將成為另一個我們先前沒有討論的問題：撇除榮格和莎賓娜為自身和周遭的人所帶來的危害，榮格自己承認道，這段關係對於了解他自身是相當重要的──而對映到菲利浦與達芙妮，他們各自的悲慟似乎在菲利浦放棄成為一面「空白螢幕」（blank screen）後，得到了撫慰。（佛洛伊德認為，在治療關係裡，心理師為了維持自己的中立（neutral），必須作為個案的「空白螢幕」，讓個案得以將自己的某些東西投射在心理師、投射在這一面空白螢幕之上，以能更清楚地看見自己、更為自由地展現自己，亦不必在治療過程中不斷猜測治療師對於自己的看法為何。）

回到《操控》，即使在達芙妮自殺後，菲利浦的妻子與女兒紛紛落入了詹姆士的陷阱中，甚至收到了詹姆士的申訴信函，使得菲利浦的工作與名聲皆受到威脅──但在菲利浦猛然發現眼前的詹姆士並非達芙妮的哥哥，而是假冒成詹姆士且擁有暴力傾向的達芙妮男友，達芙妮真正的死因也非自殺，而是詹姆士所造成之後，電影前半的「與個案成為朋友是否違反道德原則？」之疑慮，似乎又轉向回到了「與個案成為朋友，是否可能為心理治療的新方向？」的暗示。

「與個案成為朋友是否違反道德原則？」在達芙妮實為被殺的真相揭露後，便不再是我們顧慮的問題，《操控》反而如榮格肯定自己對於莎賓娜的感情般，肯定「與個案成為朋友的治療可能性」。

對個案的剝削？

至此，一件事已經相當清楚：《操控》在達芙妮自殺前，讓菲利浦提出了遊走醫病界線能夠達到「一般心理治療」──即佛洛伊德所主張的，心理醫師作為一面空白螢幕保持其客觀與中立性──所不能達到的治療效果，同時質疑一般心理治療；可是，隨著達芙妮的「自殺」，對於菲利浦的質疑便如排山倒海而來，而當初與達芙妮建立多重關係的報應，也透過詹姆士的設局來到他身上；然而，菲利浦最終猛然發現達芙妮並非自殺，甚至當初被認定為使達芙妮自殺的好友的死亡，都是這位假詹姆士所設下的局。此處，若我們不夠警覺，便會輕易地錯失了這樣默默地支持「建立多重關係」能夠達到前所未有撫慰心靈之治療效用的想法。

只是，我們更應該懷疑的，或許不是這部電影竟然某種程度上支持心理醫生去對抗心理治療的倫理法則，而是心理醫生在治療過程中，究竟能夠為他的個案帶來多少──不論是讓個案能夠恣意地投射所有的想法，或是透過分享在自己的主觀判斷下、與個案正在經歷的等同沈重的生命事件，以使個案感到自己被理解，也可能使個案因此恢復理性，認為自己的苦痛根本不足掛齒，轉而將心理治療視為一種羞恥之事。

德國電影《憂鬱萬花筒》（Was uns nicht umbringt, 2018）同樣展現了一位心理醫生與病人在診療室外日積月累的相遇、扮演夫妻看房的情況下，最終愛上了病人，甚至跑去病人家門口、當著病人情人的面說：「我寧願後悔自己冒險，也不願後悔自己因為沒有冒險而可能避免了成功的可能性⋯⋯我想傷害所有傷害你的人」。不過，從這位心理醫生最後與病人擁吻的畫面、以及電影裡不時出現的歌詞「如果你願意為愛賭上一切，你一定會幸福」，我們無法得知這位心理醫生與病人是否因為對彼此的愛而相互治癒，如同榮格將對莎賓娜的愛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而菲利浦與達芙妮消除因為醫療所建立起的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但是，即使我們無法斷定建立多重關係「一定」會為個體帶來全然的負面後果，若真的僅有負面的後果是我們所能預見的，我們是否又有能力去承擔跳脫典型治療所帶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