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怨》與《聖鹿之死》 ──悲劇重演的意義

于念平

于念平，想念的念，平安的平。從事藝術評論與哲學研究，並且是個接案影視編劇與出版社外聘編輯。夏日的夢想set：看書、曬太陽、睡覺、畫畫及在水裡漂。冬日的夢想set：看書、烤火、寫字、燉湯及喝酒。

作為導演亞瑞・阿斯特（Ari Aster）的第一部長片，《宿怨》（Hereditary）可算是一鳴驚人，引起媒體關注，除了創造一波新的類型恐怖片熱潮以外，劇本和結局也讓觀眾與評論討論不休。故事本身包含一個「悲劇重演」的敘事機制，而它當然不是一個新的手法，在戲劇史上是常見的。前陣子上映的《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也因類似機制的運用，與此片有些相互映照的部分，但兩者最終對「重演」的詮釋卻十分不同。

《宿怨》開頭的事件：安妮歇斯底里又行徑詭異的母親去世了，她為自己的「不難過」感到恐怖，卻也參加團體治療，開始面對母親所帶給她的焦慮和創傷，同時與先生、兒子彼得和女兒查莉所組成的家庭也有很多潛藏的壓力。家中母親、祖母消逝後，安妮似乎終於能真正開始獨立面對過去的問題、迎向可能的轉變，但是她的家人卻依然不斷遭遇可怕的事件。查莉因彼得的疏失在車禍中頭首分離地悲慘死亡，彼得則被罪惡感折磨，劇情也逐漸揭露安妮與彼得的心結：安妮曾在夢遊中試圖燒死彼得。

在一段訪談中，阿斯特提到這個只出現在敘述中、後來又以幻覺重現的片段其實是一切故事的開始，當時他心中出現的強烈意象是：一位母親將自己曾對孩子造成的傷害、加諸在自己身上。其實光是這個意象就具有「重複」的意義，透過在自己身上重複一種傷害，母親在此似乎試圖「贖罪」。而另一個更明顯的意象是安妮的職業，她的興趣十分特殊，是一位迷你模型藝術家，電影精彩的開頭即透過鏡位與剪接，讓真實空間與真人和模型發生重疊。

這些意象與情節的安排邏輯綜合了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悲劇的看法。在《理想國》（Republic）裡面，柏拉圖建立了他知名的理型論，即假設一個完美的觀念世界，有事物的各種觀念與形式，我們所處的世界中所見之物都是其影子、複製品，而此時戲劇的位置則離理型更遠，因為戲劇是對生活的模仿（Mimesis），於是是對理型的模仿（現實生活）之再模仿。抱著這樣的假設，柏拉圖理所當然地抨擊詩這種藝術（當時的希臘悲劇雖然會在劇場中上演，但人們以「詩」的方式去理解戲劇），影子的影子中沒有真實，於是任何模仿的藝術都對「知」是有害的，因為觀眾在看戲時錯把扮演酒神的演員當作真正的酒神，是一種無知。至於亞里斯多得則對悲劇有較高的評價，讚揚其中的「淨化」作用，即透過觀看希臘悲劇，觀眾的情感與美德得到昇華。

片中安妮製作的模型是對現實存在之物的精細模仿，也是一種影子的影子。她重現每一個家庭成員、家中空間、母親的病房，也重現喪禮、車禍現場等等「場景」，將真實世界以影子的方式重複，並重演事件。不過真實世界卻也不是模仿的盡頭，因為這一連串悲劇竟是有「劇本」的。安妮的母親在邪教信仰下，以自己的整個人生安排了下一代的劇本，且這是一個恐怖的悲劇，而其中人物即使在悲劇演完前發現了劇本（祖母的相本與日記等），卻好像無法逃脫似地照本演出。

但在重演悲劇的過程中，雖帶著恐懼，安妮似乎決定迎向一種悲劇的淨化。當安妮試圖犧牲自己拯救彼得時，她是想重演自己對彼得（未遂）的惡行：將自己燒死，同時也是將「悲劇的主角」由彼得變成自己。但要演這齣悲劇還需要一個配角或目擊證人，於是安妮向老公史提夫解釋一切，並要求他當這場悲劇的劊子手。這種對「淨化」的追求是向外的，必須被他人目睹甚至讚揚，曾經的錯誤似乎都因為犧牲的事實一筆勾銷。但此時史提夫「拒絕演出」，試圖將安妮從悲劇扮演中拉出來，卻意外像是被懲罰一樣，最後起火燃燒而死。

從此，觀眾沒再看見安妮屬於自己的面孔，當不成主角，她乖乖地進入配角的角色設定，促成這個悲劇的最後階段。神秘的邪教教主「派蒙王」（Paimon）本來宿居查莉身體中的靈魂，從某處歸來，在現實世界找到了彼得的男性肉身，完成復活。角色們在家庭中面對的種種情結與想要克服的努力，似乎只是一個工具，故事真正的主角是派農王與其信眾，沒有任何人逃出悲劇的預言。

在《宿怨》中，（彼得課堂上）提及的希臘悲劇是尤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海克力士》（Heracles）。海克力士得罪赫拉，於是赫拉派使女伊莉絲（Iris）讓海克力士陷入癲狂並親手殺死自己妻小。在其母的詛咒中，安妮也做了同樣的事。片中老師在課堂上詢問：「他們有可能做出別的選擇嗎？」身為母親，安妮是否有可能做出不同於其母的詛咒之選擇？原片名直翻是「遺傳」，在家庭中似乎遺傳的不只是基因，也是一種對下一代的計畫、控制和情結。這種詛咒看似可怕到不像真的，卻與我們經驗中的家庭十分接近。

電影中對家庭的想像是很絕望的，就像那些跟隨宿命行動的希臘眾神，即使悲劇已被預言也無法避免。家庭裡沒有人能夠逃離互相殘害的命運，並以不同或相同的方式重演原生家庭的情結。《聖鹿之死》使用類似卻較為簡潔的敘事揭開家庭的主題，卻能看見一種不同意義的「重演」。其實電影也算是柏拉圖所批評的那種「模仿的藝術」，透過觀察其與真實世界的經歷、與對家庭典型的想像之間的關係，我認為《聖鹿之死》是在拒絕成為典型悲劇家庭的副本，卻沒有要給出一個充滿希望的結局，而是開展另一個跳脫悲劇的詮釋空間，在這種角度下，電影將不再是現實生活的複製。

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的電影很常以成長、家庭為主題，並伴隨古怪劇情和風格，總是既可怕又幽默地點出社會結構中的荒謬，與身處其中的人們如何從麻木中醒來。《聖鹿之死》描述一位成功的心臟外科醫生史蒂芬和妻子安娜、女兒金、么子巴伯過著人人稱羨的生活，直到史蒂芬在一次手術中造成病人死亡。史蒂芬隱藏這個事實，並與其病人的兒子馬丁形成像家人又像朋友的古怪關係，當他將馬丁介紹給家人，這段關係中的壓力、利益關係漸漸浮現。

一天，毫無預警地，馬丁向史蒂芬「預言」其家人將會相繼死亡，除非史蒂芬親手殺害除了他以外的其中一名家庭成員，否則結果將是全家死光光。一命換一命，對馬丁來說，他似乎在給史蒂芬一個贖罪的機會，但這次導演以戲劇的淨化作用開了一個大玩笑，因為當預言一個個成真，家人們癱瘓、厭食、瀕臨死亡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因此得到任何高貴情感或愛的昇華，而是為自身的存活做努力。在一個段落中，史蒂芬到學校問老師哪一個孩子「較好」，以決定要犧牲哪一個，雖然不免引人發笑，但在這極端的荒謬中卻道出人在面對自己的情感時的無能──「家庭」說到底，只是一個最小與最初的社會結構，於是在《宿怨》中所呈現與試圖剖析的家庭情結，在《聖鹿之死》整個變成一個假議題。

這場戲也引出了希臘悲劇的主題。這次編劇選擇的是伊菲革涅亞（Iphigenia）在奧利斯（Aulis）的遭遇，為了順利出航並在特洛伊戰爭中大獲全勝，邁錫尼國王亞加曼儂決定獻祭其女伊菲革涅亞，雖然中間曾反悔，但希臘大軍知道此事後鼓譟地堅持犧牲其女，情勢所逼，在一些版本裡，女兒就這樣被犧牲；在尤里庇得斯的版本中，最後時刻眾神饒恕了伊菲革涅亞，殺死一頭鹿作為代替，於是我們知道它不只是提示或隱喻，還是整部片的中心。問題是，在這部片裡枉死的聖鹿是誰？

最後，難以抉擇的史蒂芬以隨機的方式選擇，犧牲了兒子。在這瘋狂之後，一切回歸和平，兒子就像那頭鹿一樣代替伊菲格涅亞死亡，父親在此所面對的爭戰是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與整個家庭結構的和平，透過犧牲，他確實贏了這一戰，但這一戰裡沒有榮耀，過程中所經歷的痛苦也是荒謬而無用的。有趣的是，本片中另有捕捉金與馬丁的曖昧關係，在希臘悲劇裡，亞加曼儂用阿基里斯當煙霧彈，騙伊菲革涅亞到奧莉斯成婚好完成獻祭，阿基里斯後來基於被利用的憤怒與道義，曾試圖保護伊菲格涅亞。可以說金也對馬丁有過類似的期望，甚至直接展現了透過他逃離家庭的渴望，但最後發現馬丁不過利用了她。最後拯救她的不過也只是機率。片尾兩方在餐廳巧遇，兩人之間的眼神交換十分有趣。

悲劇的設定中滑脫了──這依然是一齣悲劇，但卻不再是典型的、人們想像中的、集體潛意識在神話中所呈現的家庭悲劇。其中經歷痛苦所能獲得的淨化意義也被否定，痛苦時常是沒有意義又沒有結果的，可說是既拒絕了柏拉圖也打臉亞里斯多德。不過透過這種立場，這部片所開展的是真正去呈現、反應在結構中的人們之壓抑與逃避，亦即捕捉其變動的質地，而不是去重述、重演一個表現於神話／集體潛意識中的悲劇典型。

以電影敘事而言，《宿怨》固然是一個精彩的悲劇重演，且這樣的重演也有其價值，但《聖鹿之死》使得重演有了不同意義。當我們能用不同於重複或「遺傳」的方式去看待在社會中、家庭裡、個人的心理確實存在的情感與痛苦，一種新的屬於自身的悲劇性才能被發現，於是也創造非悲劇性的可能。我們可以同意希臘先哲們，去正視一種真正的痛苦，或去肯定悲劇的價值，我們需要悲劇，但也許除了重演以外，我們可以真正對典型進行拆解，說一個跳脫框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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