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夫》作為一個反映在極端父權下，女性命運注定悲慘，即使反抗也頂多同歸於盡、別無出路的文本，尤其能凸顯出這個「理所當然」的矛盾。指出這個矛盾便是在問：要如何從這類文本中讀出女性培力、翻轉性別權力關係的可能性？

我想以「雌競」作為三十多年後重新切入《青蛇》的方法，正是因為當年沒有這個「名字」，但女性之間的競爭想必存在已久。如今，我們有了形容這種競爭關係的「名字」，是否就能更精準地描述、更深入地了解白素貞和小青的關係呢？

這些年來，我偶爾會想起這封遺書，每次也都得出差不多的解讀和對愛的看法。最近一次，發生在看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隔壁的房間》時，我驚喜地意識到兩者之間的微妙呼應，而這場文學與電影的相遇，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吳爾芙在死前對愛的讚美，與她終究選擇死亡之間的矛盾性。

新作的誕生意味著以當下的視角檢視過往台灣同志電影中的社運再現，以及藉由社運再現來訴說同志故事的敘事套路。《青春並不溫柔》的導演兼編劇蘇奕瑄就在訪問中表明，她要以「後同婚」和「不悲情」的「當代觀點」回應「九〇年代的女同志一片哀悽」。 本文從此片的社運再現說起，嘗試捕捉其所反映的當代女同志觀點。

我忍不住想，若沒有接觸過這些論述，我對他的看法會是一樣的嗎？我自稱「哥迷」是否也是一種「後設」？我們當然可以在失去一個人後，愛上他、更愛他。但是，假如對張國榮的愛是「後設」的，這樣的愛──包括對同志身分、酷兒文化的認同與追捧──在曾經擁有他的那個世界裡，都是從缺的。

《填詞撚》是一次亮眼而清新的嘗試，關於如何在台灣進行粵語保育、如何向台灣翻譯香港，以及港人本已複雜，但在他鄉更形矛盾的身分認同可以成就什麼樣的創作，變化出什麼樣的可能性。重點並不在於確認「撚」字的國語讀音，而在於粵語的「撚」原來也可以是國語的「人」──當這個「人」是以帶有廣東腔的國語讀出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