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佇立在八堵⾞站⼀旁，空地上的中型拱⾨，我一直以為那只是一座沒有鐘的雕刻。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那是在我出生的 1994 年，由受難者遺族推動設置的二二八紀念碑。上方的一列火車，車輪以金字銘刻「228」，底座以人形勾勒，兩側寫道當年的紀事，與受難者的姓名。

儘管父權的痕跡難以忽視，我們仍可以在權利的面向上，去除性別之分，重新賦予每個人行動的機會。如果從生命誕生之刻，不以性別期待去養育孩子——不論是用「養男孩」還是「養女孩」的方式——而是真正授權每個孩子都能成就自我的機會，那我們將看見什麼？

《最親愛的陌生人》裡，當紐約場場大雪下起，車後的排氣濃煙相互交織，也像年末節慶電影中，處處迴盪的人聲與召喚相聚的祝歌，而真利子哲也全然地抽離，且插入具日本文化風情的歌謠，彷彿感受到活在異鄉的時間越是綿長，人類也會本能地會知道，那是那，我也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