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正勛
（一） 前言
在《日常對話》裡，黃惠偵給足了我們一個生命情境：一個你還小的時候，不為社會的普遍價值影響太多的狀態，無論是傳統固舊、抑或進步前衛的。像是片中黃惠偵的女兒和兩位外甥女，她們面對自己阿嬤時，付出的即是相當樸實的情感：一邊在臉上拍打保養液，一邊就在問，阿嬤是男生還是女生？穿褲子的是男生，穿裙子的是女生──顯然已有一個初步的性別印象。然而無害的是，她們提問的語調與姿態，不像洪氏宗族裡，每一位導演所問到的姨舅親表，成年的他們有太多預設，有警戒，有如坐針氈想要藉故離席的，有活了那麼多年的傳統智慧在提醒他們這款代誌，少惹為妙；兩位外甥女抹完保養液開始擦護唇，就只是平常心，甚至於她們口中的男女之分並非優劣之分，是男是女，只是很直覺想要一邊一國的心態，其結果沒有對錯，「阿嬤是男生」並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反而這樣才很對勁。
回歸到實地裡的人際交關，洪月女（黃惠偵媽媽）的身邊人以一句「不愛江山愛美人」、極其靠攏陽剛父權核心的既成俗諺，套用在洪月女身上，藉以處理她的女同關係。想必那是一個久遠之前的時空，遠在女同被建構出來之前就發生的事，並非不曾存在過，只是鮮有人言，只是太少被理解。以前就很少嗎？「是妳不知道，台北橋那裡有一大群。」──其實情慾一直在流動，以不同形式既存於各時空當中，從來皆如此。在性別之間打轉的她們，是男是女？或許能得到最大的歸屬只能夠是：像個男生一樣。從非常後設的眼光當然有辦法輕易指認，並將他們提去某個陳規脈絡中、稱其「女同」。可在她們過往的成長環境，她們往往不是如此──那是一個鱷魚尚未出現的年代，亦無所謂拉子，沒有 Tomboy、湯包，沒有 T。他們生逢的只有兩種對立性別，是男是女、非男非女，要嘛以男性剛硬的樣板成長，要嘛以女性的馴服模樣而生，難能活出只屬於自己的樣態。
新議題迎向新世代的胃口：談論 T，年輕的 T，老的 T，還有不自認是 T 的 T，洪月女即是如此。她外面的朋友說笑會講「開查某」，友人稱她像查埔，也許她的自我認同會更偏似男人，也許不是，能夠確定的是先行於《日常對話》的短版前身有意從她身上只擷取部分事實：《我和我的Ｔ媽媽》，一個現代眼光對傳統的介入於是衍生，有所扞格，需要透過對話才能相互調適，追尋一個邁向正常化後的日常。
（二） 重啟的訪者與攝者／母與女的關係
《日常對話》的製作耗時十八年，黃惠偵一度停盪，卻在生了江平、自己也成為母親後，重新拾回和洪月女之間未解的關係。影片第一顆鏡頭，是拍攝的初期，仍未結婚的黃惠偵向洪月女問道：「媽，以後我如果結婚妳怎麼辦？」妳自己一個人沒人照顧、要住在哪？口中是至親的課題，兩人卻甚少互動，顯得缺乏親近，數十年如一日。來到時間點的現在，洪月女每天煮菜，給女兒，給孫女，推動她這麼做的不是親情，而是日日生活皆要如此的瑣碎日常，這種家務分工是疏離的，是一種對於居家空間的切割，同時也是家人關係的分劃。
然而她們現在，非得在這樣一段既存的陌生距離當中，去拉展出那樣一道切身相關的問題，倘若沒有鏡頭的持續凝視，母親早就離席了；即使那是一段不被允許的拍攝：「不要錄了啦。」充斥太多的不快還有迴避眼神，將問題問出口的同時，該如何妥善應對？種種考量開始催生、醞釀，但同時也是去撕扯原本淡如止水、因為鮮少互動，所以以為相安無事的日常假象。如若一開始不加追問，問題也永遠無法獲致處理，一旦開口，便是一個需要心神耗盡、需要狼狽不堪的療癒過程。處置傷口，無能倖免於見血。
片中黃惠偵說道：「本來以為我心裡那些問題，等到長大之後我就可以不再去想，但是在我也成為媽媽之後，我卻更想要知道答案。」多年之前未解的、刻意將之懸宕的問題在不同的生命情境出現，周而復始地，問題找到幽微的相似之處，而再度出現黃惠偵面前，當年將人生課題迴避過一次，卻始終猶待處理：「所以現在我決定要開口問她，因為我真的不希望，我們要當一輩子的陌生人。」拿起攝影機、坐上餐桌，好好地審視起這位不在家吃飯的母親，這是人跟人的真實距離，沒有歡談言笑──或許偶爾有──卻有更多、太多的尷尬與不相交談夾雜其中。這些雜訊掩藏生命中的問題癥結，卻也提供消極的保護作用，一旦揭示癥結點，亦同示弱，原來你我心知肚明卻自甘拖磨一世人、未加處理的瑣事，說出來會顯尷尬，別再說下去最好。黃惠偵一度放棄，可這次卻撿回來，重新接掌久遠之前的記憶。
（三） 由家庭朝向宗族，鏡頭語言和台語的對話
洪月女和黃惠偵的關係尷尬歸尷尬，卻不受都市生活的現代冷漠分際所支配，在鄉土，很多時候的人際關係並沒有那麼易碎，十分經得住摩擦與碰撞。
或像是整個洪氏宗族，他們面對同志這個衝突點，總不希望讓外人道聽塗說，有所遮掩之後，久而久之──正是需要這樣一段日常的堆累成習，才能化為無事──也就不足為厝內人所道了。歸根究底雖還是互看不順眼，但沒有人會去刨根，所以相讓相生，彼此借過，你我不相往來，把沒有交談，當成一種平安無代誌。
儘管洪氏宗族一派地諱言，洪月女交往的現任女友卻能夠自然出入他們家，那麼，他們知道嗎？答案可想而知。黃惠偵也在片中反覆問過這個問題，他們接受嗎？在語言不成立、詞彙量不足的狀況下，在「不知道」的情況下，一家人委實地求了全。他們不提及，也是因為他們無力提及，展現了相讓相生、一種打唬弄、一種粗略的諒解。
或像是洪月女自言道，不願意向年幼時候的兩個女兒多談她的同性戀情，這有什麼好說的、小孩子知道這些不好，但實情看在黃惠偵眼中：「妳都把女朋友帶回家了，妳不說有什麼差別嗎？」總是把事實坦率地擺在人面前，貼近鄉土的人才會有的老實，但說與不說卻會讓結果差上許多。在認知上，說了等同承認，然而有些事終究無法獲致名分，即使顯而易見，青盲都看得出來，卻仍要堅決否認，盧過去、拗過去，你滑稽的睜眼說瞎話就是一種血淋淋的表態，是面對主流價值觀的妥協與認輸。
生命當中那些的無可厚非、小奸小惡、小情小愛，有太多無奈跟細碎難言之事，不是不能談，只是談來容易尷尬，沒有完整的看法，沒有妥善切入的角度，講的時候要用什麼語氣？什麼姿勢跟態度？皆無前例可循。洪月女在鏡頭前時常表態，覺得沒什麼好拍的，幹嘛要錄這種東西？意義何在？存於當代意識的問題難與傳統接壤，反之亦然，許多過去加倍在乎的事務，如今已不復具價值。觀看洪月女、黃惠偵和江平三人組成的這一戶，居處都市的公寓，親族網絡並未緊密牽繫的這個家中，讓人釐清不了的反倒是大家族的親屬稱謂。江平的天真與幼稚讓她把姨嬤理解成「不一樣的阿嬤」，其實早在返鄉的火車上、一路上，阿嬤與媽媽都在告知她說，現在要去看姨婆、看姨嬤，待到她真正見了姨嬤，似乎和阿嬤輩分同屬，一樣老老的、好像是女生，所以才說成是「不一樣的阿嬤」。所以，像同志這樣需要龐大意義與經驗去詮釋的生活型態，傳統的洪氏宗族，又當如何理解？
黃惠偵在阿姨舅舅等一干洪氏親族面前從未使用過「同志」或「同性」這類字彙（卻在妹妹和外甥女面前理所當然地如此稱呼），她一慣地這麼問去：「你知道我媽喜歡的是女生嗎？」長輩們一致的反應只能夠是彆扭地抓住某個藉口，想要避開。他們難言，面對這問題簡直不能言說。在不諳的事物中，不熟悉的語境，從沒遇過的問題，同志，從前都不曾被界定為問題的問題，這群長輩所能夠給予的理解又能有多大？江平不懂姨婆。長輩不懂同志。黃惠偵不懂「大拳換小拳」，不懂宗族制度底下未出嫁的姑娘該何去何從。面對這些未曾涉足的當代社會議題，傳統長輩們的言說沒辦法細膩如法律條文、如性別論述一般地有效處理，甚至沒那能力去理解這些。
（四） 自傳統走來
潑出的水，潑到哪，家就在哪。傳統的語彙中沒有「家暴」，只有「予人打」，這是一個籠統、介於打架處在下風、關乎陽剛尊嚴的詞彙，洪月女爭的即是這口氣：「為什麼長到那麼大還要被人家打？」面對歷來的女朋友們，洪月女所處的性別光譜使她不願開口示弱，所以抹除她依從舊俗嫁給男人的事實，為能在情場上無往不利，洪月女改口的說法是：因為年少輕狂時一場苦無結果的同性愛情，氣到了才隨意找個男人來嫁，連女兒也是從別人家分來養的。拒絕了男性卻自願投入養育，這是她放棄成家後自承起來的擔當，也是她在孑然一身後難以擺脫的現實考量，養兒防老，仍難向傳統禮俗訣別。
為了重啟母女之間的對話，不容黃惠偵忽視的是那些過往事件，有媽媽的女朋友們，有媽媽的那段婚姻，還有媽媽祖厝中的事，任何一個撿起來講，多是尷尬，導致他們的對話中總是缺乏主詞。黃惠偵吃力地問著「知道嗎？」、「那種事」、「那件事」對方也含糊地答應著，問與答雙方緩慢地才能夠往前進展、推磨、挪移；後來的人自可以任意填充曖昧空白之處。指認其中家暴、女同、父權的意涵，可當事的人又都無依無憑。
由於久經未見，洪氏親族裡的長輩見了黃惠偵，詫異問道：「她什麼人？」「她是阿偵啊。」洪月女的查某囝。這是打趣的一幕，也提醒我們了親族血緣間其實沒有理所當然的熟識，原來可供指認的，亦可供人遺忘。關係的淡散只是日日如此的生活，其實難明，甚至莫名，無常，可也尋常不過，一切只是漸漸如此。洪月女在母親逝世後也就鮮少返回北港，老家的兄姊弟妹少有往來，不再聚相找。同理的，黃惠偵和她母親即使同住一戶，也不曾有過多少交集。
為了抗拒關係的消散，所以才會開始尋根似地撥開記憶，探查、訪問，刻意消除尋常口語的隨興與模糊，她以攝影直言，如進逼、如威視，令被攝者不舒服，但鏡頭不能移離，戳著要進入受訪者的心裡，對方也只能忍痛回答。事由她們母女，答回來的是她的事，當然也是她的事，反身回來的傷害與互揭傷疤，觀眾能夠感知到的是畫外的導演也在一同哭泣。好像雙面刃的一道道問題，想開口問對方，自己沒有勇氣是做不到的。
【電影對白】（時間：56:44──57:10）黃惠偵：「我記得小時候常會做一個夢，夢到妳抱著妹妹要離開，不帶我一起走。」洪月女：「妳應該是心裡害怕才會這樣，不可能留下妳，一定會帶妳一起走，帶出來就算會餓死也是三個一起死。」
洪月女逃離夫家，訪到這個段落，母親一如既往地從鏡頭前離開，這次卻不是逃避了，因為既是她的事，也是她的事，她們母女在此次拍攝結尾處展現了極其節制的默契，僅一句：「好了，等一下再說。」洪月女聲調平穩，沒有氣急、不是迫切要想甩頭走，她們共同認知了身心瀕臨極限，所以喊卡，洪月女起身、黃惠偵遞上衛生紙。而後，攝影機繼續，兩人已然走出鏡頭，錄音器持續收音，哭腔中，媽媽向女兒說的是：「不要再問這些了。」不斷示弱的彼此，以笨拙的、甚至是太過直白的方法去摸索未開發的話題，絕對值得一哭的問題一旦拋出，會惹哭媽媽，而情緒渲染，鏡頭外的黃惠偵遞過衛生紙後，自己如樣拭淚。
就是這樣幾顆鏡頭，強烈的不適感竄出，導演難免得面對紀錄片倫理的問題，然而真實情況卻是，黃惠偵和洪月女之間多話了。在日常生活中，媽媽多了個舉動，開始關心女兒想吃什麼、愛吃什麼。
黃惠偵在紀錄片的製程中也許不是絕無疏失，實地情境往往難能讓人盡善盡美，無法以照顧觀眾所需的細膩與多慮去面對實況的簡陋，也難能向追求完善的一群人去解釋說，黃惠偵身處於時代夾縫的窘境。
影片拍攝十八年，所涉囊括她們母女全人生的課題，停頓又重起，飽經人事日常，不能全以紀錄片的標準觀看。《日常對話》有更多溢出在尺度外的難言與不能言說，有限制級的悖德與亂倫內容，有政治不正確，有互揭瘡疤拿人短處的橋段，把話敞開是為求能夠解決多年懸宕的人生課題，也必將黑暗面曝光。將污點與私事公談，不可能無傷無痕，上映後會引來眾議，但其結局竟是良善的──於個人意義上，母女多了互動。或許，面對傳統女性習於按捺和吞忍的性格，黃惠偵這般直球的對決並不失為一種解法。
洪月女在親屬階序上的優位，以及黃惠偵在紀錄片形製上的優位，前者慣居輩分上的高度，對一干厝內事保持緘默，只有家外頭才是她熟善的浪蕩情場；後者善以學院派的語言表述自我，並且長於分析環境條件，卻同樣鮮有那個能力去處理家中發生的過往。母女兩人在參與《日常對話》的過程中，勢必以不自在的姿態進入各自都不善長的家領域。
（五） 結語
透過《日常對話》見過了許多長輩自鏡頭前退去的身影，迴避過問題，說廟會陣頭好像來了、要去洗衣服了，或劈頭斬斷話頭，別錄了，要出門，阿姨舅舅不善面對這種問題，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聽到了，就急著想要藉故離開的身影其實和洪月女多所重疊。身為受害者的她即使有逆於主流，離經，卻不完全叛道，性格還是那麼木訥又吞忍，如樣的傳統。這對母女之間不擅長的東西太多，不理解、很難去愛，台語抑或國語，抑或該不該開口說話，有時連日常的對話都無法，她們既是兩世代人，更是兩世界的人。代溝難以跨越，許多當事的人都在裹足不前，尷尬梗在喉嚨，旁人都知道你卡卡的，但是吐出來難看，吞下去難受，人也很難有那個勇氣把你跟我之間的尷尬，就那麼好意思地說出來，坦承不容易。在過去，黃惠偵與媽媽維持著生活空間上的親近，近距離、看得見妳，但不見得就能等同是無話不談的那種親近。黃惠偵不甘於此，才故意要去提、去說，欲想理解。
一個跳牽亡的、一路從傳統走來的小女子，第一個接觸的現代媒介即是紀錄片，幾經學習，成為她後天磨得的表達方法，得到這種看待事物的能力，才能見疑於習以為常的生命。傳統以來無言以對、認為有晦得避的親情間隔，非關禮節與面子，上不得檯面的個人瑣碎原來可以形容，而且遠不只是嚅嚅而談、談不出所以然的道理來，如今有理能夠義正嚴詞，言物的能力蒙受啟發，經由認識社運人士的經驗，置身傳統情節的黃惠偵得以使用現代的語境，回頭去探究重啟這段對話的意義。
洪月女沒有閱讀習慣，母女間更沒有聊天習慣，書信不成，當面溝通不濟（註3），所以鏡頭語言才成為黃惠偵最終用以處理母女情份的方便法門。把鏡頭搬入田野現場的同時，器具昭示了某種專業，提出問題的合法性也隨之產生。同時伴隨一道強制的效力，不大，但總是有的：攝影機前，被攝者雖然還是如樣與人交談、想走就走的尋常心態，但最後總得遲疑過幾拍，才會真的起身離席。說出真心話一直都可以是種懲罰遊戲，與家人坦白更是如此，敞開房門說亮話往往是交涉的底線，是一張不得不才打出來的底牌。何況這並非黃惠偵最開始就採取的態度，她與媽媽經年維持冷漠寡言的關係，一路等到江平出生後才再度認知到這個問題，原來始終未解，憋了那麼久，而且那麼多年如此這般都過來了，現在重提，選擇直面的鏡頭、直接的態度，會勾動回憶，會哭，會傷人。為了深掘內心，一切踩著底線行事，像在找麻煩，難免有些嫌疑。
但這些總不單單只是訴諸親情的告白而已。《日常對話》是更複雜且多維的正負情緒加總，既得處理多年未揭亦未好的瘡疤，得先鼓足直面它的勇氣，還有接下去伸手觸摸、承接所有反饋痛感的能耐。
《日常對話》一路從《我和我的Ｔ媽媽》層層剝除而來，撥雲見霧般地讓觀眾清除掉太過好奇甚至嗜血的眼光，讓Ｔ也讓牽亡的稀罕本質更淡去一些，因為《日常對話》想真正談論的是那份如實日常，是親情，是黃惠偵和洪月女有時還有江平的情感關係。看住這些實在的東西，所以從《Ｔ媽媽》而來，也從《Ｔ媽媽》而去，片名主打的標籤不是重點，由牽亡三儀構成的三章節敘事也不是了，捨棄女性、同志、俗禮等位居話題一線的顯著問題意識，「自己希望呈現結果更簡單。牽亡就只是故事裡面人物的一部分。」（註4）黃惠偵由短片到長片的進程，逐漸隱去聳動看頭，才能讓我們看得明白，也於是乎，Ｔ媽媽不是Ｔ媽媽了，只是日常對話中、我的媽媽而已。不指涉她被俗禮禁錮的生命史，也不去稀罕一份跨足進步的價值理念。
全文劇照：鏡象電影
註解：
- 1.波昂刺刺〈一封獻給母親的電影情書，一部挑戰社會結構的影像見證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放映週報》583 期。
- 2.馬岳琳〈她拍片 20 年，只為問同志母親一句話〉，《天下雜誌》646 期。
- 3.馬岳琳〈她拍片 20 年，只為問同志母親一句話〉，《天下雜誌》646 期。
- 4.波昂刺刺〈一封獻給母親的電影情書，一部挑戰社會結構的影像見證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放映週報》58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