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雅為
《黑暗騎士》問世將近十年了。這些日子以來，好萊塢每年都讓我們見識好幾位超級英雄，「英雄主義」對大眾而言，已經從新奇的話題漸漸變成日常色彩，甚至可以說：現在正是最適合「討論」它的時機。不過回首審視，真正將英雄主義作為一個議題認真談的，仍然只有【黑暗騎士三部曲】。
這系列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諾蘭創造了以英雄類型片為糖衣、實為包裹著現實現象的可能性。所以英雄與反派不再是憑空出現、不據理而力爭的奇幻人物，「超級英雄」有存在的理由，所謂「超級反派」的形塑也有來自現實世界的成因。三部曲給了這些反派從人性與社會中提煉的「惡」，和看似站得住腳的意義，卻又賦予其站不住腳的辯證。
這同時，諾蘭的下筆如有神，仍重重滿足了觀眾企盼的氣力磅礡。所以我們愛戴的【黑暗騎士三部曲】是可以被「玩賞」的，影迷索討到合理期待中的娛樂，還在離席後被激起思考的附加價值；它也可以是被「賞玩」的，一邊欣賞諾蘭建構出英雄故事應有的核心，更佩服商業式的張力沒有因為議題的嚴肅性而被犧牲。他還是把自己對人世的觀察，說得這麼好看又好玩。
那麼，是什麼樣的社會需要蝙蝠俠？當法治失靈，而最低的道德限度只是選項之一、不是必要的時候。如果法律本身已不足為正義的充分條件，官方執法並無阻遏犯罪猖獗的效力，甚至上下交相賊，那此時超級英雄就得透過違反法律來補充法律莫及的極端狀態，供給這個昏暗失常的城市一個「英勇的法律例外」。
於是我們看到片中，高譚市的官僚、司法與檢警體系無一不被惡勢力滲透，或根本是互溶共生。甚至隨著劇情發展，為了強化英雄存在的合理性，整個體制不但沒有為切割自己身上的毒瘤付出，還極力排拒與蝙蝠俠兼容，使得身處在例外狀態的布魯斯、身在體制底層的高登隊長、還有身在體制頂部（變成雙面人之前）的哈維，都成為高譚市走入腐敗的棄嬰，用盡力氣只成全了單打獨鬥的徒勞。
值得提醒的是，蝙蝠俠超脫體制的特殊存在應該限縮於社會嚴重失常的例外狀態，高譚市被罪犯統治、受邪惡掌控，甚至時有「恐怖分子」起亂，這確實足以構成例外，但現世無法仰仗蝙蝠俠長久的推動與撐托，人民也不能永遠依賴它。整個三部曲鋪設了超級英雄的起源，卻也要否定英雄主義能與當代的法治精神並存，因此布魯斯一再為這之間細膩幽微的拿捏而陷入矛盾，他必須時刻自省，甚或戒慎恐懼地鞭笞自己，保有人性的同時，放下過於感性的救世主情結。
再加上，只要蝙蝠俠的裝束還框住他一天，他就不能恢復凡人的身分與所愛的人在一起、單純自由地生活在所愛的城市。一個超級英雄被自己的能力與重擔刨起如此深的寂寞，這是蝙蝠俠最迷人，也最可憐之處。
所以《開戰時刻》的布魯斯．韋恩，先是以血肉之軀踏進高譚市最晦暗的街道，再讓自己被關入監獄，用貼近到幾乎黏著、又不合而為一的距離體察罪犯的心態。化身蝙蝠俠之後，一方面他不再是韋恩企業的小開，也不是為父報仇的孤兒，而是人們應當相信的正義象徵；另一方面他最終的目標，仍是讓法律秩序回歸正軌，使其能自行運作。他深信英雄終究只是人民心中的希望，一旦城市度過了混亂階段，就不應該繼續長存和干預它。
這也造就了三部曲都要傳達的同一概念：「蝙蝠俠」並非是一個需要被人民膜拜的個體，而是一種在黑暗中還要看見光的精神。就算此刻看不見，也要相信會有那麼一天。這也是何以他甘作一名黑暗騎士，去成就哈維．丹特這樣一位能以無須偽裝的公眾面孔、體現英雄主義的白色騎士，一旦法治的力量恢復了，水到渠成，蝙蝠俠放棄法律例外身分的時刻就到了。
然而，那一刻卻被小丑延宕了。小丑旋起恐慌的風暴，連正直的哈維也不能倖免，於是蝙蝠俠「被迫」承擔雙面人犯下的罪行，淪為罪無可赦的通緝犯。從劇情層面理解，我們當然知道這是悲劇性地替壞人背黑鍋，只為留給人民繼續投射希望的理由；但是從概念層面去挖掘，會發現頂罪並不只是情急下逼不得已，這一份「湊巧」其實是有意義的「設定」：藉由把自己「反派化」，蝙蝠俠同時也終結了超級英雄的特殊存在，讓它不致無限擴張。這呼應了諾蘭想表達「英雄主義終究與常規法治結構不相容」的提醒，也揭示了超級英雄與超級反派其實均是現實社會的例外份子，是荒謬體制下的產物。他們竟然座落於相似的象限。
所以談【黑暗騎士三部曲】，我們根本不可能忽視那些與蝙蝠俠拉扯對立的反派，因為他們在英雄電影裡的地位，被諾蘭翻轉、抬升至完全超越劇情工具的層次了。他們被賦予的，其實是現世各種現象的象徵。諾蘭以他所理解的現實本質作為地心引力，無須逆水行舟發想浮誇的惡，只需要向這個有文明、有法治、有體制，罪惡素材卻依然飽滿的社會借一點黑暗就行。或許可以說，諾蘭所做的只是輕輕一推（”All it takes is a little push.”）。
那句經典的「你完整了我（You complete me.）」，不只是小丑因為蝙蝠俠的存在讓自己「有場可鬧」，而對其深情疾呼，更是創作者向豐富了英雄故事的反派們言謝。唯有透過他們的不斷衝撞，超級英雄才能在慌亂中砌起原本未臻成熟的信念，「完整了」自我價值的建立。畢竟只有單薄地橫向擴散義舉，沒有縱向地把足夠深厚的信仰根植在內心，很可能不敵外侮的次次攻擊，而終究會潰散。
在首部曲《開戰時刻》的開場，忍者大師以沉著自信的氣場定義自己為惡人的剋星，並認為布魯斯想深入了解犯罪世界的初衷，已然讓他迷失方向；而後者則一心尋求伸張正義的方法，並指控影武者聯盟是以暴制暴的私刑者。值得玩味的是，他們對彼此的控訴反成了對自己未來的預言——忍者大師的列車並沒有帶他前往下一座等待救贖的城市，而是將他拽入自己引燃的火海；至於蝙蝠俠，我們雖然知道英雄正是來自法律體制的失能，但私刑者仍是他擺脫不了的罵名。
若再進一步探討：忍者大師欲將恐懼氣體散播至全市，讓高譚市分崩離析、自我毀滅的極端行動，是出自對文明腐敗的絕對失望。但正如蝙蝠俠願意一廂情願地、為高譚市殘存的良善搏取時間，忍者大師難道能以一人之志、一意孤行地替其他千萬人決定生命終點嗎？更何況：即使是想達到「砍掉」、「重練」的效果，影武者聯盟也只任性地發動了前半部，丟下的後半才是真正難以實踐的。
而在這裡，我還想「假戲真做」地借用法學上的「比例原則」——即國家行使公權力作成行政行為時，必須遵守的法理基礎概念，來衡量忍者大師的「手段」與遏止社會腐敗的「目的」之間，是否合乎一定比例？我們可以用概念裡的三個要件來逐序審酌：
首先是「適當性原則」，即採取的方法是否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在此，毀滅高譚市與所有的市民，確實可以終結這個腐朽的文明，亦即忍者大師的所為足以通過第一層次的篩網。但是第二階段的「必要性原則」呢？當有數種手段可供選擇，不應撿取超越實現目的之必要者，而須採行對人民權益影響最輕微的方式——很顯然，釋放毒氣使人精神潰滅或許能造成高譚市消亡，卻非使社會秩序導向正軌的「最小侵害」手段。忍者大師跳過了種種拯救頹勢的可能，直搗傷亡最劇之策，讓人質疑他對自己的理想是否不夠堅定？有沒有可能是以救世之名，行厭世之實？
更別說比例原則的最後一道門檻：「衡量性原則」了。這樣大肆毀壞所造成的損害，與達成目的之利益間，確實顯失均衡，畢竟當手段已成，等於也宣告無人能活著享受利益了！
再者，如果回到比例原則的定義上看，忍者大師與影武者聯盟是所謂「具公權力的主體」（政府、行政機關）嗎？雖然忍者大師自稱於數千年歷史中，影響了許多大城市的興亡，也擁有影武者聯盟的支持，但這些均非立於民意基礎之上。作為不被人民認同的組織，且無合法律性的依據而恣意作為，即使自居推進社會走向之位，也全無正當性可言。
忍者大師的未竟之業，潛伏到了最終章《黎明昇起》，再度衝破了地面，由班恩帶領著底層階級武裝起義而踐行之。這次的行動相較起來更為實在，那些被這座城市遺棄的人們，他們的心早已被挖空，任憑班恩灌入什麼樣的穢物，都會覺得心底紮實了，反正退無可退，還能有更卑下的境遇嗎？而此同時，班恩也是掏心的人，在黑暗中誕生的他追隨著米蘭達（塔莉亞）這一盞燈，只是燈光散發的善心半徑有多長？是否照看著他？背後的答案也許更殘酷。如果說忍者大師扮演的，是對高譚市徹底絕望的摧毀者，其女則是毫不心軟的繼承者，那麼班恩就是無怨無悔、奉行上命的力道了。
再回頭說第二集，《黑暗騎士》的小丑有了希斯．萊傑自帶魂魄的演技，與讓人又愛又恨的瘋狂理論，儼然成為多數影迷心中最斬不斷、忘不了的反派面孔。若說貫穿三部曲的邪角「稻草人」釋放毒氣，是為了讓每個人被自己深怕的形體吞噬，進而陷入慌茫，那小丑那廉價可笑的妝容，則映射出所有人集體相通的某種心態。所以稻草人漫散的恐懼因人迥異，小丑激活潛藏人們血液的瘋癲，卻是單一。你看著他撕裂的嘴咀嚼著空無，聽著不斷快溢出的唾液軟爛的聲響，那滿臉怪笑反映的正是在這時代，許多人「戴上了面具」後的樣貌——
當人們看不慣（如蝙蝠俠一般積極導正惡性的）所謂「正能量」時，有人會藏躲在鍵盤後面逞快放箭，也有人處處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甚至有人推波助瀾想證明善的限度……因為我們跟小丑一樣，都有嗜見混亂的血性。觀眾愛《黑暗騎士》的小丑，正是因為他釋放了我們心底某塊被牢鎖住的魂。
而且小丑毫無信念可言，這是他與蝙蝠俠（以及所有英雄）根本的不同。他對這世界沒有任何願景，社會理想的狀態和合理的秩序，都叫他嗤之以鼻。他認定人是偽善的，一旦碰上困難就會輕易放棄道德觀。他製造混亂（chaos），這是他向蝙蝠俠唱反調的籌碼，想證明每個人都是披著良善假象的小丑，共同演出一齣「我會遵守規則與秩序」的鬧劇。
而「白色騎士」哈維．丹特的崩潰，雖然是由小丑直接造成，他所做的也不過是間接促成創傷，就足以「輕輕一推」，使哈維用盡一生築起的價值觀全盤墜落。就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主角小四所仰仗的父親原本還能開朗地說出「你要相信，你的未來是可以由你自己的努力決定的」，當這樣的理想主義與小四的種種經歷背道而馳，堅信希望的父親變得喪氣失志，在愛情裡也無法成為他人的寄託，小四的世界就瓦解了。當哈維的硬幣不再是兩面白淨，他已經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沒能以英雄之姿死去，只好看著自己淪為惡棍苟活。且一如小四的家人無法相信他殺了人，高譚市民也無法接受他們的英雄墮落的真實。
但小丑所沒有的、雙面人哈維所失去的「信念」，卻是那麼重要。蝙蝠俠相信：自己的價值不是由他人的眼光、與自我的感覺定義的，所以他不怕被安上私刑者或殺人兇手的污名。真正可以定義自己的，是我們選擇做出怎樣的行為，信念決定行動，而行動反映個人的信仰。就像《神力女超人》黛安娜認為，身為超級英雄是否應該幫助人類，無關乎受助者值不值得，而是取決於英雄本身願意相信什麼。不必欺騙自己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的良善，因為惡與善以不同的比例，佔據每個人心中，由每一次的選擇體現它們的存在。這是我們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的仗。
所以即使布魯斯．韋恩的父親，被自己一心救助的市民槍殺，死前仍然告訴兒子：「不要害怕。」在活著的最後一刻，他最想傳達的不是「我愛你」，而是要繼續相信善的體現永遠比惡還多。不要因為父親的死而仇恨人性、畏懼人心。
那麼，布魯斯自己的仗呢？《開戰時刻》的他被恐懼與憤怒挾持，於是化身自己最害怕的蝙蝠，以為從此無堅不摧了，卻在《黑暗騎士》發現了蝙蝠俠仍然有弱點：他不能忍受被痛恨。要到了此集最後，他學會超脫自己扮演的英雄角色，才能退居成為沉默的守護者。再到《黎明昇起》，布魯斯意識到在真正的黎明來臨前，不僅高譚市亟需要蝙蝠俠，蝙蝠俠也必須與這座城市互動，否則無法功成身退。
最終曲的畫板，讓了好大的位給蝙蝠俠自我意義的完成，因為我們不再需要看這位英雄與反派打仗來填滿留白了。我們需要的是，看他如何為自己打完這場仗。我們看他墜落，看他沈潛，又看他昇起，當布魯斯終於完整了自己，我們就都不再需要英雄，不是因為英雄存在每個人心中，而是能夠自癒的城市本身，就是英雄。
然後，身為觀眾的我也可以滿足地闔上屏幕，不帶遺憾地離開座位，想像自己去了一趟佛羅倫斯，在亞諾河畔的小酒館選了個位子小酌一杯，隨意地，向別桌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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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雅為，1996年生。電腦書籤列全是電影相關，手機記憶體都奉獻給狗狗。喜愛電影，藉由電影逃避與面對人生，然後書寫。相信看電影是一輩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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