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ony
每年六、七月最重要的夏日電影盛會，非台北電影節莫屬。今年已來到第19屆的台北電影節，在去年歷經了主席改選，也在片單主題上做了些許微調；來到 2017年，加入藝術總監沈可尚導演，與策展人郭敏容聯手以「看見了音樂，於是聽見了故事」為題，策劃系列單元與活動。活動之一包括「電影正發生」，透過詹京霖導演事先拍攝好的短片，為期四天的現場，讓今年影展焦點之一──配樂大師林強與詹京霖共同完成該片配樂，也將電影幕後製作的一環呈現給觀眾看。
此外，北影特別舉行如《藍色大門》泳池電影趴、《魔法阿媽》戶外星空放映、《2001：太空漫遊》的Silent Disco體驗，亦有夏日貨櫃祭能憑手中票根進行海報競標。還舉辦夏日狂歡演唱會，邀請多組嘉賓一同嗨翻，讓影迷不只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感受光影的溫度，更能隨著音樂的節拍和頻率，聽見來自電影的生命心跳。
在影片選取部分，去年取消「焦點城市」之後，今年將整體方向聚焦在東南亞，讓平時對於東南亞電影陌生的台灣影展觀眾，能更深入去探索該地區的影片。而在本屆電影節裡，許多電影都有著不謀而合的關聯，不論是利用歷史去描摹國族情感，或通過語言刻劃族群分界，電影們一貫的主軸更成為台北電影節隱藏的重要命題，就讓我們從光影中找尋「國族歷史下的文化身分認同」：
以情感表述：國族身分的認同與失根
近年在國族主題上的電影相當多，時常利用大歷史的框架或城市變遷差異，表達對脫離殖民的生活改變或身分的焦慮，進而闡述過往情懷。但巧妙的是，今年台北電影節中卻有不少片是以「情感」作為故事串聯，通過角色的相遇，注入導演自身的身分認同找尋。如巴西、葡萄牙聯合出品的電影《安安安東尼》（António One Two Three, 2016），利用看似順敘的線性敘事，巧妙將三段應是不同時間點的時空串連在一起，面對父親的不認同，自身未來的徬徨，和感情上的波折起伏，影片試圖以葡萄牙（男主角）和巴西（女主角）兩種國族身分的若即若離，探討一段後現代的殖民情懷。
另一方面，曾獲得第一屆馬來西亞國際電影節金環獎的菲律賓電影《歌手阿伯告別秀》（Singing in Graveyards, 2016），透過影片角色和導演自身相互呼應，故事講述一位地下歌手Pepe擅長模仿知名歌手Joey Smith，但這份職業不僅無法讓他生活得到改善，相反還成為家人嫌棄的對象，鄰近老年後的他更開始在自我與外界之間悵然若失。有趣的是，看似無名的Pepe其實在現實中是菲律賓知名歌手，片中角色即是他的名字 Pepe Smith，他是美國與菲律賓的混血兒。於是在電影中，當他同時飾演模仿及被模仿的對象，知名（美國）與無名（菲律賓）一體雙生的國族身分，仿若希望從自我囈語中得到後殖民的歸屬認同。反觀此部電影的導演廖忠權，卻是一名馬來西亞人。至此，這樣國族身份的跨界融合與後殖民式的離情不捨，都讓《歌手阿伯告別秀》藉由角色形成一場無盡告別。
同樣以新／舊政權交替為題，澳門電影《骨妹》（Sisterhood, 2016）更是以姊妹情深來回望新／舊澳門的交接，電影從生根台灣多年的詩詩（梁詠琪飾）出發，一日接到好姊妹靈靈（廖子妤飾）的訃聞，便再次回到她的故鄉──澳門。可惜，對離鄉多年的詩詩而言，「故鄉」澳門如今已成為「他鄉」，而曾經情同手足的靈靈，對她來說更像是一張白紙，只能透過不停拼湊找尋，才能在迷失的國族身分下找回過往回憶。對於《骨妹》而言，靈靈始終堅守於澳門的存在就屬「舊澳門」（葡萄牙）表徵，當離開故居的「新澳門」（中國）詩詩再次揭開那些封塵回憶，生／死之間的交隔也對應至新／舊澳門的政權交替，她們「友盡」的當下也正是澳門正式回歸中國的那一天。
此外，有別於最終找回身分認同的篤定，日本導演富田克也則在《曼谷不羈夜》（Bangkok Nites, 2016）裡展現對於國族身分的失根。繼上一部《失樂園輓歌》於日本社會透視巴西等國移工的底層困苦生活，他此次前往曼谷，聚焦在曼谷的日本人，呈現他們所面對的流離生活。片長長達 187 分鐘的《曼谷不羈夜》一點也不顯冗長，反而從當地顯影日本在曼谷的拉客夜生活，而看似在地作主當家的日本人，又如何與從鄉下來都市賺錢養家的緬甸人有所往來？有些人為求夢想，有些人則為求溫飽，進而在愛情、工作、家庭中兜兜轉轉，許多情感與生活的無疾而終，也對應到在異鄉打拼艱辛的愁苦失根，道盡世事的唏噓與感慨。
從現代回望：歷史政治的軌跡影響
除了以人為本的國族探尋，此次電影節中還有許多電影選擇以現代回望歷史，凝視大時代的軌跡，呈現歷史對於今昔的影響與變化。如香港導演許鞍華最新作品《明月幾時有》（Our Time Will Come, 2017），取材自 1942 到1944 年間的香港東江游擊隊文人大營救，同時也描摹烈士方蘭的抗日傳奇。但有別於主旋律式的浩蕩壯闊，許鞍華堅守風骨，持續聚焦於草根人物生活，更試圖藉由運動氣焰的帶動，對照現今香港政治環境的疲態。同樣關注在庶民生活，日本動畫電影《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In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2016）則揭開當年日本二戰的瘡疤，背景設定在被投放原子彈的廣島，導演片淵須直以簡單樸實的畫風，通過角色鈴的樂觀掩蓋戰爭帶來的悲苦，也以個體生活為出發，撇除外界哀號的慘烈，以此從現代反思戰爭所帶來的傷殘。是該為了歷史而仇恨？或該繼續正面樂觀迎向未來？皆在此片得到人性的辯證與思量。
不僅有歷史的回望，電影更帶有社會對於歷史沉積後的影響軌跡，如在黎巴嫩電影《聽風者之歌》（Tramontane, 2016）裡，藉由一位雙眼全盲的少年拉比的耳朵，細聽關於他的謎樣身世，非但道出他與目前家庭的驚天秘密，也透過鄰居間的耳語傳聞，從原本自我身世的尋覓，擴大至黎巴嫩境內的族群戰爭與歷史。印尼電影《來自爪哇的女人》（A Woman from Java, 2016）則以劇場形式，娓娓闡述印尼的政治環境變遷，電影聚焦一位嫁給荷蘭商人的印尼寡婦，窺探她一天的生活，有接受自外來的陳詞，亦有來屋內作客的朋友。透過室內空間的遠至近，主角與群體的鏡頭內外走位等等，導演使用極其限縮的空間建構舞台，也讓鏡頭僅聚焦於女主角，意欲打開第四面牆，借女人之口向觀眾述說關於印尼的殖民歷史演變。
相對於過往的既定史料，同樣來自印尼的《詩人的漫長返鄉》（Solo, Solitude, 2016）反從 1996年因批判印尼蘇哈托新秩序政權，而被迫流亡的詩人維吉．圖庫爾（Wiji Thukul）出發，撇除激烈的抗爭，導演以緩慢、固定的鏡頭來烘托詩人的離愁和思鄉情緒，在面臨政權垮台前的不安與惶恐，也悄悄地做出一場對政權的反抗與指控。縱使維吉．圖庫爾曾一時回到家庭，但如同他妻子對他所言：「我不要你回來，也不要你離開，只希望你曾經存在過。」電影中的維吉．圖庫爾依舊因外界閒語而被迫離開摯愛，至今，現實中的他仍是下落不明。
恐懼與失語：包裹文化的語言載體
在前面有了國族歷史的建構後，在形成文化脈絡過程中的其一重要元素，還來自於「語言」。至此，語言不僅只作為溝通上的工具，更多時候也被用於闡述保存與認同的文化載體，隨之透過語言的失語性，呈現出人物自身的恐懼與徬徨。
來自瑞典的《薩米的印記》（Sami Blood, 2016）即是利用語言的「差異性」，進一步探索少數民族之於社會的困難處境。故事主軸圍繞在一位薩米族少女──艾拉瑪亞，每日須接受外界種種歧視的眼光，把他們當作動物園動物欣賞，聽他們歌唱少數民族歌曲，甚至外來官員也對他們進行「非人道」的「測量」與「考察」，讓少女一心想離開「種族」的束縛，替換族語姓名，成為真正的「瑞典人」。然而，她卻在這「正規化」的途中，不僅受到家庭的反對，亦受到真實社會的冷言冷語，當經濟階級的險惡盡現，更讓這條成長之路更艱辛。電影從已擁有「瑞典式」家庭的老年作為出發，因妹妹的離世而再度踏上她背離的家鄉，但眼前熟悉的土地卻成為她內心最抗拒的禁忌之地。隨著時間洗禮，一切也變了模樣，曾經山頭上鮮少人煙的帳篷，如今已有大批人群進駐開發，而透過「特殊語言」的說與不語，也讓艾拉瑪亞試圖在族群中找回「家」的自我歸屬。
表面上是以文化保存為皮的墨西哥電影《夢囈雨林》（I Dream in Another Language, 2016），事實上卻是利用語言的「獨特性」，講述一段封塵已久的同志感情。故事圍繞在一名語言學家，欲保護世界上僅剩三個人會說的語言，而深入部落去紀錄，但在邀請三位族人前來齊聚時，卻意外發現其中兩人因嫌隙，長達數十年未曾與對方說話。在其中一位奶奶不幸早逝之後，是什麼樣的事情讓原是好友的兩位長者因此反目成仇？影片透過獨特的語言性，在旁觀角色／觀眾都未知對話意義的情況下，讓僅存的語言只屬於兩人的對話，達成一種愛情蜜（密）語的趣味。本是以文化遺產保存為出發，但藉由外在的失語，進而從他們兩人的文化身分中，包裹進同志情感的內核，也重新揭開情感仍存的禁忌愛戀。
在德國女導演妮莉．沃拉茲所執導的作品《人生未來完成式》（The Future Perfect, 2016）中，曾於阿根廷學習電影的她，闡述對於國界的柔情，與身在異鄉的惆悵，絲絲得見關於「認同」的母題。影片開頭聚焦在中國女子小彬身上，現實中身處在阿根廷的她，卻不能述說自己的母語（中文），只能用磕磕絆絆的西班牙語來應答。面對新語言學習緩慢的現實，母語中文彷若成了另一種「失語」，而這樣語言的「失語」性，也透露出小彬身在異鄉的焦慮與不安。電影藉由中西文化的傳統價值觀差異，當語言也成為愛情發展的阻礙，即傳遞出文化所帶來的不適感。當西語和中文成為身分的「外在」與「內裏」，同時夾擊於「社會」與「家庭」的小彬，關於身份國族的認同，以及對未來的徬徨與迷茫，都被電影凸顯。
從以情感表述的國族身分，到從現代回望歷史和政治所造成的影響變化，一路透過最直接的語言性來顯露文化的恐懼，我們皆能從今年台北電影節的電影中，看到現今電影創作者們透過時代反思，運用最貼近他們的生活、故事與歷史，將身為作者對國家、自身的情感內核，一一包裹進電影裡。他們不再讓史料成為硬題材讓觀眾疏離，反藉由導演們獨特的電影語言，透過電影的軟化，從個人主體放眼國家全貌，溫柔地闡述每個人心靈最深處的情感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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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y，台北人，等待研究所入學的應屆畢業生，著有PONY WORLD 粉專與部落格。曾獲深焦青年影評人大賽二等獎。座右銘：「不只看電影，還可以想電影。」希望能以文字帶出電影的無限可能。文章散落處：放映周報、深焦、娛樂重擊、端傳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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